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步发展,各种新类型的案件也随之出现。虚假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扰乱正常司法审理秩序的案件类型,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还破坏了社会主义诚信体制的建设发展。为此我国对《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也相应进行了修改,以实现对日益泛滥的民事虚假诉讼案件进行有效的规制,通过不同程度的惩治手段来形成民事制裁与刑法惩罚的合力,坚决打击民事领域泛滥的虚假诉讼行为。但由于我国对民事虚假诉讼的认定标准过高,虚假诉讼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特征,且在现有立法和现有体制下对识别也存在一定的困境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对民事虚假诉讼行为认定的不足,法官在面临这样类型的案件时,也显得力不从心。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虚假诉讼行为的认定是十分谨慎的,当法官没有足够的把握时甚至会采取相对折中的办法对案件予以驳回,对其行为的性质根本不予认定,导致了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后续惩治也缺乏相应的依据,且惩治力度的裁量上也无法很好的予以把握。虽然监督机关的介入和案外人为案件证明提供线索,使得在对虚假诉讼行为的认定问题上弥补了法院系统的短板,但由于时间周期长,识别较晚,导致了我们对案件进行尽早识别的根本目的并未实现。根据现在司法实务中现状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大部分是因为现有制度的问题导致法官对行为的认定存在过多的担忧,对法官的思维造成了干扰,让法官对最终结果的裁判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之取舍。同时由于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让检察监督过于被动,对行为的认定时间上都相对较晚。为此,笔者通过部分相关案例引导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面临的识别难题以及对现有制度的诟病问题进行分析,针对现实中所存在的识别难的客观情况,从法院系统的现实困境、法官个人存在的顾虑以及与其他机关的配合问题上入手,并切合这些问题对全方位的监控体系予以架构,通过识别程序的设置、为检查监督提供途径并且为法官减压,让其摆脱过多的顾虑等这些措施来为虚假诉讼行为的认定提供便利的识别通道,真正实现对虚假诉讼行为的立体化识别,不断提高识别之效率,为下一步的合理制裁提供良好的基础,从而更好的维护司法秩序,节约紧张的司法资源,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法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