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隐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隐喻便成为语言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传统的隐喻研究中,隐喻被看做是一种修辞手段;但直到1980年,Lakoff&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隐喻才实现了从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到认知科学研究的转变。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着隐喻,隐喻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学、科技等各个领域中。政治演讲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政治文体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各自的演讲,政治家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及施政理念。但演讲辞中的政治术语对广大民众来说往往是抽象、陌生的。为了说服民众接受其政治价值观、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家们通常选择用生动、易懂的方式来表达抽象复杂的政治概念,而隐喻在这个过程中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隐喻成为政治演讲中的常客。Thompson(1996:185)在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中提到了政治缺少了隐喻,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隐喻之于政治正如水之于鱼。政治领域的许多术语需要政治家们借助隐喻这一方式与民众达成认知上的共识,传达他们的政见,实现自己的执政意图。本文试图把隐喻运用到政治演讲中,英文语料选取于潘基文秘书长在2006-2013年发表的10篇演讲,中文语料选取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2016年的10篇演讲。从认知的角度,根据Lakoff&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对比分析潘基文秘书长与王毅外长使用的隐喻类型及影响其具体隐喻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及文化相对性,隐喻能帮助理解抽象、复杂的政治术语。潘基文政治演讲中的概念隐喻主要有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家庭隐喻、人类隐喻。此外,疾病隐喻、物理环境隐喻、艺术品隐喻和书本隐喻也存在于潘基文秘书长的演讲中。王毅外长的演讲中的概念隐喻主要有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家庭隐喻、人类隐喻、圆圈隐喻和机器隐喻。其中,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家庭隐喻、人类隐喻是两种语言共有的,但是,除家庭隐喻在名称和内容上完全相同之外,其他四种概念隐喻名称相同内容上却存在不同。疾病隐喻、物理环境隐喻、艺术品隐喻和书本隐喻是英语语料中特有的,圆圈隐喻和机器隐喻是中文语料特有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潘基文秘书长和王毅外长的文化不同,其中主要有传统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通过英汉隐喻思维对比分析,本文还为跨文化交际、翻译和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