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联盟是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追求,自愿合作而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安排（Gulati and Gargiulo,1999）;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应对外来者劣势以及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时,经常采取的一种治理模式。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距离,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其联盟战略决策的制定。尽管前人研究已经证明文化距离,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关于文化距离是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研究尚存在一些分歧。其中一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关于东道国制度、市场以及文化知识的缺乏,强调企业减少外来者劣势,降低不确定性的迫切需要,使得战略联盟的需求性较高,从而促进了其与东道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例如Kogut and Singh（1988）;其结果表明,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之间越有可能形成战略联盟;这类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文化距离会刺激企业战略联盟的需求。而另一类研究,则强调文化距离是一种潜在的障碍,使得潜在合作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更为困难,以及导致双方的不信任增加,从而阻碍其与东道国企业组建战略联盟,例如（Dai and Nahata,2015,Liu and Maula,2016）;其结果表明,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之间越不可能形成战略联盟;这类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文化距离会增加组建战略联盟的难度,降低战略联盟的可行性。虽然Kogut and Singh（1988）的研究最先隐含了文化距离对联盟形成的双重机制。然而,其研究在本质上强调的是文化距离导致联盟需求的增加。Liu and Maula（2016）也注意到了联盟形成的需求和可行性机制,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不确定性对企业联盟形成可行性的影响。因此,尽管前人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文化距离对于联盟形成的不同机制,但是现有研究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整合框架,探讨文化距离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联盟决策。因此,为了进一步阐明文化距离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从战略联盟的可行性和需求视角出发,研究了文化距离对跨国投资企业在中国组建战略联盟的影响,并审查了一些权变因素。首先,我们探讨了企业母国或地区文化多样性,以及中国区域市场化水平对两种机制的影响。其次,我们识别了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嵌入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权变因素。再者,我们审查了企业社会声望的影响。通过详细的理论推演,提出了相关的假设。为了对本文所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检验,本研究使用中国风险资本投资作为实证研究情境。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一些结论: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战略联盟形成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文化距离会同时通过可行性和需求两种相反的机制影响战略联盟的形成。从本质上而言,当文化距离处于中间水平时,企业之间形成战略联盟的可能性最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明这种倒U型关系,存在一些边界条件。进一步而言,我们审查了企业母国文化多样性、区域市场化水平、企业东道国社会嵌入以及企业声誉等权变因素,从而深化理解文化距离和联盟形成之间的内在机制。企业母国的文化多样性越大,会加大这些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使得战略联盟的需求增加,可行性降低。市场开放性是制度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开放程度越高;信息获取更为透明;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导致的战略联盟需求,减弱了不确定性导致的战略联盟可行性障碍。国际商务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普遍将文化距离视为企业跨国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提高了企业的外来者劣势;然而,当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嵌入和社会声望较高时,外来者属性会给企业带来优势;更有助于吸引东道国已有企业与之进行合作。企业在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就能够更好接近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Sorenson and Stuart,2008）。个体之间的交互导致个体之间的合作。交互会加深个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以及承诺。除了直接接触,企业社会声誉也能提高合作可能性,释放出值得信任的信号。然而,数据上的不显著,表明,企业社会声誉对联盟形成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文化距离影响联盟决策的内在机制研究。倒U型非线性关系,证明了可行性和需求机制的同时存在。整体而言,这个研究揭示了文化距离在理解企业战略决策时的双重机制。其研究结论丰富了我们对文化距离与联盟形成的理解,同时,有助于企业的国际化管理。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今后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也具有重大的管理意义。且本文还对影响战略联盟形成的机制进行了权变因素的探讨,能够对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获取更好的联盟绩效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