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从海德格尔的哲学出发探讨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两次转向。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两次转向对西方人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值得我们深思。其二是因为海德格尔处在两次转向的交叉点上，他的众多理论对这两次转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整理和挖掘。 早期海德格尔继承了克尔凯廓尔和尼采等人对古典伦理学的批判，并从现象学本体论的视角指出它脱离生活世界、背离人的本真生存的弊端。他的生存优先论、罪责存在论、人生有限论和生存情态论等思想，对传统哲学伦理学的本质主义、认知主义、超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倾向具有解构的作用，对许多存在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如萨特、德里达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以道德相对主义、道德非理性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伦理学第一次转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及其对诗化生存的期待表现出他对纠正道德虚无、寻求价值重建的尝试，这种理论对现代性重建派如哈贝马斯、阿伦特和罗蒂等重建现代性道德哲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的技术批判以及“四维元一”理论对科技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和启示作用，伦理学的第二次转向已经走到历史的前台。 海德格尔哲学对伦理学的意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世界、人的本真生存和多元价值的肯定和追求，使道德摆脱空洞和说教的藩篱，但其理论的缺陷则表现在极端个体性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上。对实践理性的漠视注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解决人们面临的道德困境，他的本真生存或诗化生存的理想也不可能实现。通过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及现代西方伦理学两次转向的得失，本文认为，重返生活世界与复兴实践理性是伦理学重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