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转变为一个以大规模经济组织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经济、社会的转型促使州议会和国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控制垄断、提升劳工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的进步经济立法。面对立法分支调控经济的行为,保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实质正当程序为依托,严格审查联邦和州的进步经济立法,阻碍政府的规制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塞耶、霍姆斯和法兰克福特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学者开始批判法院的司法能动实践,倡导并发展司法节制主义。其中,美国司法节制主义的“理论之父”塞耶,提出了其以“清楚错误”规则为核心的司法节制学说,认为只有当立法分支不仅犯了错误,而且犯了极为明显的错误——如此明显,以致不受任何理性质疑时,法院才能否决立法。塞耶之后,继承塞耶“衣钵”的霍姆斯反对法官将自己的个人偏好解读入立法之中,认为法院应当顺从立法机构的意志,除非立法违背“理性标准”和“基本原则”。到了法兰克福特,其认为司法部门有尊重立法事实的义务,且由于司法部门与生俱来的不民主性,使得司法审查权这种不民主的权力之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司法应顺从民主。通过对塞耶、霍姆斯和法兰克福特的司法节制主义予以宪法史和学说史的梳理,本文认为,经过塞耶、霍姆斯和法兰克福特的传承和发展,司法节制主义作为美国司法审查中的一种价值学说而渐次成形。虽然,塞耶、霍姆斯和法兰克福特的司法节制主义各具特色,但他们的司法节制主义仍具有下述共识:立法分支的任何选择,只要是合乎理性的,就是合宪的。只有在违反“理性标准”的情况下,司法部门才能判决立法违宪。本文对美国司法节制主义之形成过程的梳理采用的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进路,该种进路关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宪法学者对美国最高法院之司法能动的回应,并重点关注司法审查在该时段的理论争议史,该种研究进路或许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此外,对美国司法节制主义之源起和形成的考察或许不仅能够加强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认知,也会对我国宪法学界进一步讨论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