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作为中国先秦时期优秀说理文的代表，在文学史、学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前人对《韩非子》的研究大多偏向于政治思想方面，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韩非子》在逻辑思想上的成就也逐渐为学术界所认知。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韩非子》一直以逻辑严密、论辩雄浑著称，但实际上，由于古人习惯了类比推理思维所主导的说理模式，导致韩非著述中不合逻辑的部分鲜少被提及。故此，本文采用文本精读的手法，深入探讨韩非子论著中文学性与逻辑性的关系问题。
　　在春秋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名辨思潮蓬勃发展。《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已有论辩模式，将形名之学和先秦矛盾之说推至高峰。但即便如此，韩非子也难以逃脱固有窠臼，在论辩之时大多局限于中国思维传统中的比兴思维和象数思维，因此在推理实践中较多选取自然生活中的日常例子来类比人文社会现象，从而体现浓厚的援类而推和物我同一的推理模式，最终导致《韩非子》中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论辩逻辑有着一定的断层和割裂现象。因此，主观片面、类比不当、混淆因果等常见的逻辑错误体现在《韩非子》文本中，文学性的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是以牺牲了一定程度的逻辑理性来实现的；与此同时，韩非在继承以往的论辩方式的基础上对于论辩有所突破，比喻、类比和排比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成为了韩非论辩文中文学性的重要来源；典型人物的创设、凝练传神的表达成为后世叙事的代表和典型；而关于寓言取材的丰富多样，为后世文学题材的来源和选取做出了重要的参考。论辩与文学的统一关系使得韩非子的文章，对于后世文学尤其论辩文来说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汉初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就带有明显的韩非子论辩文的痕迹，而至唐宋时期，《韩非子》成为文人墨客说理文争相效仿的典范，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后世的政论文创作。通过对于《韩非子》论辩特色的归纳总结，发现指出大量运用寓言、取材于已有文献进行艺术加工，以及反对虚无的求实标准，是《韩非子》有别于其他诸子学说的突出特色。在文体学方面，《韩非子》对于“难”体和“说”体有着突出贡献；在逻辑学方面，《韩非子》作为重要的承前启后之作，启发后世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韩非子》在语言表达上丰富了汉语言文学艺术库，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典摹本。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打破以往关于韩非论辩严密的评价，通过引入西方理性逻辑学的概念，结合中国本土思维方式特点，以文本解读的方法理性探讨《韩非子》的论辩艺术，较为系统地从论辩和文学关系的角度辩证看待《韩非子》的说理，指出二者虽然从纯粹逻辑角度看有着一定的对立性，但在本土思维模式下，论辩和文学是高度统一的，《韩非子》在艺术特色、文体学、逻辑学上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