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不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根据局面,还建立起较前代更加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外有强国侵扰、内有农民起义不断的情况下,其社会经济还是得到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发达,不但经济出现繁荣,而且以城镇为中心的贸易圈起到辐射作用。行会制度的盛行,租佃关系的普遍发展,火药、印刷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出现了近代的特征,故日本及欧美学者在谈论历史分期时,以宋代为近世史之始。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教育制度也经历了承袭、发展与变化,无论在教育制度方面,还是在管理经验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完善与提高,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制度的僵死与弊端。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不仅仅在宋代得到重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将之放在教育的首位。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对象广泛,从官吏的教育培养,到民间士庶蒙童,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伦理道德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　　 宋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其教育思想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培养为中心,在君主的眼里,“禁民为非者,莫大于法；陈力就列者,当习其书”。教育与法有同等的效力,而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法则不如教育,是“苟金科玉律之不明,虽食蘖饮冰而何益”。在官僚名儒看来,“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因此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不但有相关的政策,也有固定的原则与理念。　　 宋代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州县学,都各自制定有学规,在规定中可以反映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面。宋代官学对伦理道德教育是非常关注的,无论是学规,还是教材,以及教官的日常考核,都突出伦理道德的作用,在管理上也以伦理道德为主要标准。但关注并不意味有效果,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失,特别是教育与实际相脱节,只重表面而忽略实质。　　 私学虽然在中国出现的很早,但一直没有形成规范的教学管理。自宋代开始,书院一般都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的学规、学约或戒条等,作为学校管理的规定。书院逐步发展成为教学单位以后,逐步建立起比较规范有效的内部管理体制,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其伦理道德教育也出现与官学不同的特点。书院以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主,长期沿袭下来的儒家“学不离政”的传统,以伦理道德的升华为主要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的是经世致用的治国之才,很少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或科技需要对人才的需求。在学无所用的情况下,伦理道德教育再严格,也不会达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统治者不是不知,不解决衣食足的问题,仅强调荣辱,无异于缘木求鱼。　　 伦理道德思想渗透于宋代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立体化的模式,从学校的规制、校园的设计,到管理方法、教学规范；从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案,无不体现了伦理道德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宋代的政令和皇帝的诏书有关学校的无不以伦理道德教育为出发点,多数涉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校园的设计从环境选择到人文景观的布置,也都体现着陶冶情操、品德净化的功能。宋代的学校管理方法和教学规范比以往各朝代都更为完善,更加突出伦理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尤其是书院的管理规范,为以后各个朝代树立了典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堪称学规的范本,他将伦理道德概括为五教,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方针,并遵循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进行学习。这套学规明确规定了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培养的方法。宋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案是完全围绕着伦理道德培养制定的。学校的教育方法、手段仍以读书自省为主,但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书院的教学,师生同以人格完善为目标,以“知行合一”为践行方式,相为砥砺,形成了自由的学术风气,产生了一批有巨大影响的思想理论成果。　　 以“宋代学校伦理道德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中心,内容涵盖了宋代的官学与私学的设置,教育政策与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功能与教育环境,教育内容与教育效果等,其重点是教育管理,特别是以实际运作效果为重点,探讨伦理道德教育是如何被贯彻执行的。与此同时,注重了在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等整体社会环境下,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在理想化教育目标掩盖下,士人们因为生存与出路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应该承认宋代的伦理道德教育是有成效的,但仅以伦理道德教育来支撑伦理道德,而不关注被教育者是否有出路、是否通过学习能够改变生活条件,最终导致伦理道德挂嘴边的人却能够身显荣耀,高官厚禄任其享用；真正具有伦理道德的人却是吃糠咽菜,寒窑破屋让其饥寒,这才是伦理道德教育失败的主要因为。　　 宋代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而且在教民成俗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它对人格的塑造以及教学、教法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改革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