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80年代英国“私有化”浪潮的推进,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有产权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是什么,国有产权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政府干预的经济后果如何,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是,现有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常态环境下的研究,而基于特殊环境如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研究却很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为我们研究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情况下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历来都有干预企业的传统,政府对国有企业雇员决策的干预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超额雇员问题,直到今天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企业的管理理念、经营策略以及影响企业风险和收益的因素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同时,与常态环境相比,政府的政策目标、干预目标以及干预方式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那么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负担是否依然严重?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负担是否降低了其企业绩效水平?此外,国有企业的“终极控制人性质”是否会对企业的超额雇员负担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本研究以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背景,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由产权背景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的差异,深入剖析了金融危机前后国有产权背景导致的超额雇员负担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对金融危机下国有产权作用机制的认识。文章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在文章的导论部分,我们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我们还对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说明了文章的研究贡献。第二章,文献综述。在文章的文献综述部分,我们对文章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释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国内外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第三章,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了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特征。接下来,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影响。最后,我们从现有的理论研究出发分析了国有产权、超额雇员负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章,研究设计。在文章的研究设计部分,我们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选择了合适的研究样本。然后,我们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选择了适当的研究变量并构建了回归模型。第五章,实证分析。在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我们首先对文章的研究样本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工作,包括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变量的单因素检验。接下来,我们按照研究设计部分构建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研究假设。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我们系统梳理并总结了文章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同时,对于研究发现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现有文献对产权背景、超额雇员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可持续经营的常态环境出发,分析了企业的产权背景对超额雇员和企业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而本文的研究则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作为重要的分界点,动态对比了不同环境下产权性质、超额雇员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深入考察了金融危机下,企业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对超额雇员和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文章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金融危机环境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同时,与常态环境相相比,金融危机下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问题也非常严重。(2)在金融危机环境下,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更高,国有企业由此承担了更多的雇员负担。此外,国有企业的“终极控制人性质”也影响了企业承担的超额雇员负担。其中,当国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为中央国资委时,上市公司面临的超额雇员负担最为严重。(3)超额雇员本身并不一定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负担则加剧了国有企业绩效水平的降低。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文章的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将国有产权与企业的经济后果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置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特殊环境和背景之下,丰富了特殊环境下国有产权作用机制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这将更加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极端环境下国有产权的作用机制和机理。其次,从文章的研究内容来看,我们不仅分析了金融危机环境下国有产权、超额雇员负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还从有国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出发分析了不同的控制方式产生的影响,从而深化了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在规范研究方面,我们主要从政府干预理论中的“支持之手”理论和“掠夺之手”理论出发,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深入剖析了国有产权背景、超额雇员负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具体的作用机制、机理。而在实证检验方面,文章充分考虑了金融危机的时间效应,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1年,共使用了七年的财务数据。研究方法与以往文献相比也更为严谨。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如下：(1)由于本人所学知识有限,在文章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设计和分析。因此,在回归方法的选择上我们无法做到更优。(2)在数据收集方面,当上市公司同时存在多个不同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时,我们将其视为“终极控制人”性质无法判定并予以删除,因此文章研究的精度可能有所下降。(3)在研究的模型设定方面,由于现有文献对超额雇员的研究并不十分丰富,对超额雇员的衡量也基本采用回归方程估计得到。本文的研究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因此对超额雇员的衡量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从而对文章的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