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一场打打停停、历时一年半(1883.12～1885.6)的中外战事。在军事与外交交相角逐的过程中,清朝内部对于要不要打、是继续打还是尽早停战的问题争论不休(学人称之为“战和之争”),贯穿全程:源于中法交战前的保越与弃越之争,在山西、北宁之役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论争,其内容是对法作战抑或讲和。其间,主战、主和两论或势均力敌,不分高下,或此起彼伏,时消时涨。作为扭转中法战局的关键性战役,镇南关之战的影响可谓至巨。学界对此战的研究,大多从军事角度入手,对其“不败而败”结局的讨论尤为热烈。其实,清廷强令“乘胜收兵”,并未浇灭战和论争之火。前线官兵扼腕愤懑以及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反而把行将沉寂的争论再度推向前台,社会舆情汹涌澎湃,参与探讨国是。可以说,战和之争的终结,是在回光返照中戛然而止的。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多未引起学人的关注。战火烧到镇南关,国门被毁,边疆告警,“战”成为民族生存的不二选择,“和”自然随之销声匿迹。但当清军把法军赶出国门,乘胜南下追击,“和”的音符却在法国政府的坍塌声中响起,胳膊扭不过大腿,于心不甘的前方将士实属无奈,社会舆论的努力付诸东流。清军在镇南关获胜之所以再次触动战和之争的神经,在于战、和两派对这一胜利认识不同。在主战派看来,镇南关大捷使得越北军事形势喜人、法国政局动荡,坚持战斗将能获得更大的胜利,而法人狡诈,这时停战议和将中法国的缓兵之计,遂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三次电请朝廷勿停战、缓撤兵,督办闽海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封疆大吏群起响应之举。主和派则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清军在镇南关获得的是局部胜利,再打下去,取得全局胜利的可能性很小,而本土台湾形势危急,澎湖列岛尚在法军手中,清军在东南沿海战场处于下风,若值法国政府新旧交接之际停战议和,是最佳时期。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领袖,太常寺少卿张荫桓、蛰居乡野的原驻英法使臣郭嵩焘等都附和其主张。使臣倒向主和派,是镇南关大捷后的一个奇特现象。许景澄如此,一向主战的曾纪泽也改变了主张,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有“近代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的《申报》,对中法战争关注有加,对战和之争更积极参与。中法战争爆发后,《申报》是第一家派出战地记者的媒体。以可靠的消息来源作为评价战事的基础,该报的评论写得沉稳扎实,富有远见。镇南关之战爆发前,《申报》舆情发生了从新闻报道到评论战事、从评论战事到出谋划策、从出谋划策到左右舆论的变化。镇南关战火燃起后,《申报》进一步关注法国政局,从3个方面分析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去位的原因,进而揣摩法军意图,指出法军将会扩大战争的理由和停战议和的原因,预测战争前景,认定清军有“扫净尘氛,还我藩服”的能力。这些分析的预测,有的尚中竅要,有的则是空中楼阁。镇南关战事结束后,《申报》继续亮出自己的观点:在对待停战问题上,大胆斥责清政府战和不定的态度,对清军过早撤兵深表惋惜,并对中法和议的可靠表示怀疑。在对待中法和约问题上,既不满意按《李福协定》的内容议和,又不满意由西方人代议条约,更不满意条约的内容。在对待善后问题上,提出了加强边界管理、酌量增加防营、整饬军队等积极建议,旗帜鲜明,颇有见地。尤其是对国情的反思,揭露官场吏治腐败,指出边疆开发滞后之弊,洋务运动收效不高等,值得深思。透过《申报》参与战和之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和之争对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战、和两派的言论都曾对《申报》产生过的影响,主战论鼻祖刘长佑著名的“能战而后可和”论提出后,《申报》接连抛出社评,阐述、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样,主和的国子监祭酒盛昱提出“战守皆以足饷为主”论后,《申报》连续刊出了《论饷源》、《再论饷源》两文,足见影响之深。尽管战、和两派的观点对社会舆论影响不小,但战和之争的发展却不能左右社会舆论。《申报》毕竟不是官办媒体,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激发民智的办报方针,决定了它不会迎合朝廷内部战、和两派为政治利益而开展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社会舆论对最高统治者影响甚微,这是分析、探讨《申报》参与战和之争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诚然如此,《申报》舆情对战和之争乃至鼓舞民心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申报》是战和之争的推动者,它以舆论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清廷对外政策的妥协;它用事实辟谣,以正视听;它分析战局,使百姓了解真实的战况;它树立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帮助民众提高自豪感和自信心。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