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处于晚清大变局之中,多重的社会角色和长期从事洋务、外交的人生经历使他形成了独特的对外观念。学术界对于盛宣怀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涉及的内容也囊括了盛宣怀的各个方面,但针对他的对外观念研究仍显薄弱,本文拟从奏疏、电稿、信函、日记等资料入手,着力探讨晚清时期盛宣怀的对外观念。盛宣怀对外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外部环境与自身两方面因素影响,晚清局势的变化为其对外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大环境;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以及西学的传播为其对外观念注入了新的因素;而盛宣怀长期的洋务生涯为其对外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盛宣怀,并不认可西方政治文明。然而,政治上的保守却并不妨碍他认可和接纳西方的工商业和新式教育。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强大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外,盛宣怀认为西方的教育是西方富强之本。凡此种种,都表明盛宣怀对于西方文明有着初步的认识。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国际公法的输入,晚清政府各阶层人员观念在发生变化,盛宣怀也不例外。他认识到了条约基本内涵,已初步区分条约与准条约,甚至认识到条约是可以修改的。除此之外,他还认识到列强以传统国际法作为依据所获得的不平等条约特权对中国的危害,也清醒地了解到西方的国际法并非能够真正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对国际法提出了质疑。在认识的基础上,盛宣怀形成了以“和”为主线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方针,他力促和局,遵守条约;并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具体主张:他主张运用条约和国际法相关知识维护经济主权,并与洋人“争衡”,维护国家利权;他提出与各国修约;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设领护侨主张等等。针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盛宣怀试图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抵御强国,不过,他是在传统策略上融合均势思想,赋予“以夷制夷”策略以新的内涵,这在当时,不可谓不是一种进步。盛宣怀身处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中西文明剧烈碰撞,新旧因素交织,这对于盛宣怀对外观念不无影响,再加之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其对外观念拥有不同于时人的特点。他重视经济主权且极具开放性思维,然而,他却坚守着传统的封建体制。他对外观念中既有“新”的一面,又有“旧”的一面,对外部世界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动的融入近代社会,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权益。然而,在思想上,他未从根本上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受着诸多的阻碍,这不仅是盛宣怀所遭遇的不幸,也或许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