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绝大部分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区域的人口规模大概占全球63%,但是经济总量不足三分之一,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然而我们在这些区域中进行投资,面对的问题会比在欧美发达国家更加繁琐复杂。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很多研究人员在制度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归纳总结了先前专家学者的工作,其次规范分析了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对我国OFDI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说明,最后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首先,本文将7个传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具有明显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因素对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东道国市场越是开放,吸引的我国直接投资就越多,我国倾向于向东道国输出技术,但可能没有形成长期投资体系,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其次,本文先将15个单个制度因素逐一引入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单个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为进一步分类检验政治、经济和法律三大类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本文随后将每类制度进行加总取均值并引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制度质量对我国跨国投资有明显的正向效应,法律制度质量对我国跨国投资有明显的负效应,政治制度质量的影响则不显著。最后,笔者在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从我国政府和跨国企业两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期能够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开展给予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