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典型的资本结构性管制国家,虽然有关长期生产建设性资本(如FDI)的流入限制不断放宽,但对于短期国际资本(如有价证券投资)的兑换和流动,政府始终保持着从紧的管制力度。即便如此,中国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却从未中止,甚至规模巨大。事实上,经常项目可兑换为绕开资本账户管制留下了操作空间,成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隐藏渠道之一,双边贸易数据不平衡、贸易顺差虚高、保税区内贸易量突增等异常现象的存在,都暗示着中国的贸易项下存在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显著衰退,中国的贸易量却呈现上行态势;同时有关进出口伪报和虚假贸易的案件频频发生,热钱问题不断披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与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之声不断,贸易项下的短期资本流动成为当下的热点问题。相较于常规模式,这些资本的流动更具多样性和隐蔽性,其流动规模也更加难以度量。目前,有关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总量研究虽然丰富,但针对贸易项下的微观研究却并不多见,特别是关于虚假贸易操作模式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不足,在内容上缺乏实证对定性分析的支持,在估算方法上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为此,本文的主要工作是:一、针对资本管制和资本开放两种情形,梳理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文献的研究现状,并特别关注了资本管制有效性和贸易项下的短期资本流动问题,以期为我国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形式、规模估算和有效监管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传统理论分别从比较优势、风险收益均衡、不完全理性和宏观经济环境的视角解释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动因;对于国际资本流量采用了三类估算方法,虽思路不同、各有优劣,但其动态轨迹趋于一致。但是传统理论以资本账户开放为前提,在解释资本管制条件下的短期资本流动时不能直接套用。由于一些国家的资本渠道受限,处于开放状态的贸易项目常常成为规避管制的一种选择,从而造成贸易项下国际短期资本的隐性流动现象,使国家处于实际上的准开放状态。许多潜在问题也因此突显出来,但对此有针对性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和分散。二、转换思路,从套利这一行为动机入手,确定“贸易项下的短期资本套利”的定义和范畴,文章基于非抵补利率平价分析其理论动机,并给出进出口虚报套利和虚假贸易套利的实际操作流程。文章重点讨论了虚假贸易套利的微观操作机制,通过简化情形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进行套利激励分析。根据假设条件,620万元的套利资金借助虚假贸易的杠杆效应,可以变成超过7000万的本地银行人民币存款。同时,海关的贸易统计数据也被放大,以转口虚假贸易操作为例,进口额增加了7044.14万人民币,出口额增加了6973.70万人民币。三、拓展了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用以检验中国资本管制条件下,由国内外利差诱发的贸易项下短期资本流动现象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并尝试估算其规模大小。文章利用中国与61个贸易伙伴2000年至2013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和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检验资本管制背景下中外利差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外利差的存在确实构成贸易项下短期资本套利的显著动因;2009年以来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也通过利差发挥联动作用,贸易项下的套利规模显著增加。进口方面,在模型逐一控制其它变量的过程中,中外利差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该行为通过进口途径发生;自2009年开始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造成贸易项下短期资本的套利规模和贸易数据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增加,根据回归结果,两国利差每变动一个单位,则会引起中国进口额正向变动3%-4%左右,对贸易数据的扭曲程度十分可观。出口方面,利差的影响总体为正,但其显著性在不同的阶段却呈现出一定差异——2009年之前利差变量与名义出口显著正相关;但2009年之后不再显著,其原因涉及政府行为和套利机制。基于回归结果,文本估算了2010-2013年各年度中国贸易项下进口渠道的短期资本套利规模,占当年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3.21%、8.73%、6.08%和6.96%,年平均数额超过820亿美元,明显超出可以被忽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