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价值是国家主体在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性质认定的基础上,所秉持和体现出的利益判断、伦理追求及其实现方式的信念体系。外交价值观则是体现在国家主体外交实践、理论和思想领域关于外交价值的基本理念、根本原则和核心追求。不同于西方价值理论主流认为价值观本质上是价值主体的主观判断,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理念为指导,认为外交价值观的观念形式是其表现形式,其实质是国家主体对自身身份及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知,这一认知从根本上取决于一定历史环境下国内和国际双重的物质、制度和文化条件。外交价值观高于外交政策和行动,同时指导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外交行动的开展。国家主体对世界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认知,构成国家对其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判断基础,从而构成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行的基础。外交价值观对一国对外政策和实践有根本和长期的影响,虽然并不是每一次的外交行动和抉择都与外交价值取向完全相符,但一国长期的对外政策必然与其外交价值观所决定的利益判断和实现方式相一致。世界各国都有基于其特殊历史和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外交价值观以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为核心;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和自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建立,美国的外交价值观转向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价值观又体现出对自由国际主义的一定修正,并呈现出一定的反全球化色彩。前苏联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义和进步外交价值观曾极大推动国际政治的发展,但最终因前苏联的过度扩张而饱受批判。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所坚持的中立、和平与正义的外交价值观是冷战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竞争背景下价值多元的重要实践。对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仍然有重要和独特的影响。以伊朗为代表的政教合一国家的伊斯兰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外交价值观则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宗教革命及其价值理念的政治能量。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流外交价值观则较为充分地融合了世界各国外交价值的共通和共识之处,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基于特定历史和国情的外交价值观的多样性反应了世界政治中价值问题的多元性,不同外交价值的争辩、沟通和借鉴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演进动力。新中国建立之初,受到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外交价值观发展以独立自主、革命主义及进步主义为主要线索。随着中国国家的核心发展目标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转变,中国的外交价值观也随之转向以和平和发展价值为核心。自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加,其外交所面临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显著提高。为此,中国在结合自身国情和以往外交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融合当前世界政治的先进潮流和先进思想,形成了以主权平等为前提、独立自主为基础、合作发展为动力、公正合理为目标、和平安全为保障的较为稳定的外交价值体系。这五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权平等价值观和独立自主价值观是中国对世界秩序和国家间关系认知和判定的基础,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秩序基础,如果平等价值和自主价值被破坏,国家将失去身份认同的基础,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也难以维持,国际政治将陷入混乱状态。合作发展价值观和公正合理价值观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外交价值的核心追求。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完善的追求是伴随现代性而生的一种根本的需求,因而发展是推动社会演进的根本政治动能。公正是衡量则是发展的内在尺度,在个人之见、群体之间、国家之间达成公正价值的要求本身就是衡量发展实现与否的重要维度;国际社会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实现人类整体共存意识的进步,必须将公正价值作为最重要的目的价值予以实现。和平安全价值观是保障国际秩序、实现国际社会内在价值的根本保障。只有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以对话和合作协调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才能推动其他价值的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和民主为普世原则的外交价值观不同,当代中国的外交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基,充分尊重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尊重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具有思想和制度先进的优势;加之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合理的继承和融合,丰富了和谐共存、大国责任等理念,体现出经久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实践和执行中的偏差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有限的影响,中国的外交价值观在国际上不时受到误解乃至批评。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理念建设、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合理自我表述讲好中国故事等四个方面改善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价值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