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旅居者、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群大量在中国定居、散居,外来族群与中国国民间的冲突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围绕隐性偏见这一主题,以在大连居住的部分韩国旅居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韩国旅居者的群体间态度进行考量,反思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首先,采用情境实验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法对部分韩国旅居者的隐性偏见进行考察。实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中国人抱有双重态度。同时,访谈结果显示,受访韩国旅居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抱有双重态度,存在态度上的不一致性。而与本研究中的韩国旅居者交往的中国人大多能够感知到韩国旅居者的隐性偏见,能够感知到这些韩国旅居者同时存在内隐消极态度和外显积极态度。研究显示,韩国旅居者在态度上的不一致性增加了交往情境中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其次,本文尝试性地对隐性偏见的外化表征进行初步探索,将隐性偏见的外化表征分为语言偏见、非言语偏见、认知偏见和行为偏见四个部分。韩国旅居者通过语言的策略性表达显露着自己对内／外群体的内隐态度和看法,带有偏见的语言同时呈现着对他者隐含偏见的思维方式；在中韩群体间交往中,当抱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试图掩饰内心的偏见时,脸上呈现的短暂的微表情会暴露内心对中国人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认知隐性偏见在于,评价作为外群体的中国人和内群体时倾向于采用双重标准,这种认知上的隐性偏见同时体现在这些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之中。第三,本文集中分析了韩国人对中国人隐性偏见的缘起。群体间隐性态度的形成往往源自多重视角,是心理冲突和文化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的层面来看,高句丽民族为了抵御疾病、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了规避、贬损外群体的倾向。在旅居者-东道国国民权力地位不对等的群体间交往语境下,韩国旅居者在主观上对自身所属群体做出积极的评价,赋予自身所属群体积极的品质,能够提升自我认同感。文化的相似性(即文化距离小)并不代表没有群体间偏见或群体间偏见处于低水平,象征威胁所导致的冲突性关系形成了隐性偏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韩国和中国民间的文化冲突和隐性矛盾往往集中在文化相似性上,凸显为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的文化符号之争。摒弃中国元素,寻找自己的文化轴心和文化载体,增强文化的归属感和民族存在感成为韩国人潜在的文化自觉。第四,本文考察了偏见的策略性隐藏以及显性偏见与隐性偏见的相互转化。韩国旅居者通过文化他者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交流语境下适当的态度和行为,折射出韩国旅居者的双重意识(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和双重身份(如既是韩国人又是在华旅居者)所引发的内在冲突。第五,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隐性偏见对中韩群体间交往的影响。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不仅作用于旅居者本人和与其互动的中国人(直接交往),而且还向旅居者的朋友或家人延伸(间接交往)。隐性偏见不仅会使持有双重态度的韩国旅居者的群体间焦虑增加,表现出对作为外群体的中国人的“偏爱”倾向,还会对其文化适应产生消极影响。中韩群体间交往是一种双向适应过程。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所持有的消极态度越多,韩国旅居者所认为的中国人对自己持有的消极态度也越多；同样地,中国人对韩国旅居者的消极态度越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韩国旅居者对自己持有的消极态度也越多,这种预设隐性消极态度会对韩国旅居者与中国人的实际交往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韩国旅居者是具有独特身份、跨界生存的少数群体,旅居者作为其所属群体的“代表人物”与中国人进行群体间交往,在中国的旅居者与本土的亲友沟通、旅居者短期休假或完成旅居生活回国时,会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通过口耳相传、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给本国民众。旅居者隐性偏见的消极作用在于,他们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会通过这种“延伸交往”的间接方式影响在本土的亲人和朋友(在韩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本研究中的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的态度和评价当中显示出对中国人的隐性偏见,这种消极态度不同于其对中国人的积极外显态度。韩国旅居者对中国人偏见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增加了中韩群体间互动中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对中韩群体间交往会产生定消极影响。在充分认识隐性偏见对中韩群体间交往以及更加广泛的群体间交往的影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在理解和沟通中恢复人类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