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休闲农业呈现出集群式发展的特点，即从原来单家独户、分散分布的发展模式向一定范围内联片开发、集群分布的休闲农业景区演变。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大量引进外来资本。从各地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的实践看，外来资本既有效地带动了本地农民增收，又与本地农民存在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因此，研究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精准扶贫，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休闲农业自身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西方产权理论和现代共生理论。从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出发，本文提出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影响的基本机制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挤出效应”并存。由于不同类型的外来资本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有一定的特殊性，内外部环境对资本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还从资本结构、内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外来资本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延展。由此，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对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的分析就是“一个主干（资本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个延展（资本结构和内外部环境分析）”的总体架构。　　从“一个主干”看。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资本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力方面看，资本是一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资本作为财富占有主体之一，其特殊的生产关系属性取决于所有者性质，一般而言，私有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与个体劳动者相对立的，私有资本所占有的财富归少数人所有。根据这一思想，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的一般影响机制是：从生产力方面看，外来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带动了本地休闲农业的发展，本地农民通过种种渠道和形式，从中获得收益，本文称之为“溢出效应”；从生产关系方面看，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的外来资本大多为私有资本，与本地农民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会通过一些机制挤占本地农民的利益，本文称之为“挤出效应”。无论是外来资本的“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笔者都是从直接（外来资本与本地农民的直接交易）和间接（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的间接影响）两方面展开分析。最后，笔者还对外来资本“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般性的变化趋势做了一个展望：直接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作用范围和重要性有扩大的趋势，间接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作用人群和重要性有收缩的趋势。　　从“两个延展”看。在资本结构方面（延展1），本文区分了六类资本，分别记为“资本Ⅰ”（第一产业资本）、“资本Ⅱ”（第二产业资本）、“资本Ⅲ（1）”（商业资本）、“资本Ⅲ（2）”（经营大中型游乐项目的第三产业资本）、资本Ⅲ（3）（经营高端服务业的第三产业资本）、资本Ⅲ（4）（经营中低端服务业的第三产业资本）。笔者认为，就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而言，从一般性讲，这六类外来资本可分为四个阶梯：资本Ⅲ（2）、资本Ⅰ为第一阶梯；资本Ⅱ、资本Ⅲ（1）为第二阶梯；资本Ⅲ（3）为第三阶梯；资本Ⅲ（4）为第四阶梯。在内外部环境方面（延展2），笔者具体分析了“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农村劳动力市场供求”、“休闲农业市场消费结构”、“农村产权市场”、“农民资源禀赋”、“农村产权制度”、“农民经济组织”七个因素，认为我国社会平均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农村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休闲农业消费市场以中低端为主、农村产权市场逐渐发育等四因素是外来资本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农民资源禀赋匮乏、农村产权残缺、农民经济组织薄弱等三因素是外来资本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最后，笔者还对上述因素的变化趋势做了一个简单展望。　　在上述理论分析之后，笔者选取了我国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两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花乡”和浙江衢州“桃源七里景区”。这两个案例在我国休闲农业景区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三圣花乡”是大都市近郊休闲农业景区的代表，“桃源七里景区”则是相对偏远山村的休闲农业景区的典型。在这两个案例中，外来资本都对本地农民增收起着较为显著的带动作用，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问题。这两个案例分析对前述“一个主干、两个延展”的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验证，并对如何增强外来资本的“溢出效应”，抑制其“挤出效应”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休闲农业集群式发展中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挤出效应”并存，而这两种效应又受到资本类别和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增强外来资本对本地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应当从资本结构引导和制度、政策调整两方面着手。就此，笔者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是：第一，稳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第二，大力发展和规范农民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第三，合理规划资本结构，注重扶持本地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