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我国人口、资源等要素禀赋发生显著变化。老龄化加剧、投资率与储蓄率下降等问题,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中国迫切需要以自主创新为基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枢纽,金融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我国经济面临增长模式转型之际,金融体系也应当随之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转变,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发展金融总量,更要优化金融结构,才能避免金融结构因为与经济环境不匹配而制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研究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深入探明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出针对化的改进意见,使金融结构更有效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除绪论与结论和政策建议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4章:第2章为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明确了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结合经济理论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积聚社会资本、降低融资成本与优化资金配置,促进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最终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第3章为我国金融结构现状分析,从金融总量、金融机构、融资结构和金融效率四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结构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第4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与初步分析,本文采用了索洛余值法测度我国1992—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第5章为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通过ADF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实证方法检验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加入了稳健性检验以证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通过本文的实证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结构效率指标,即金融存贷比率（SLR）,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2）金融总量结构指标,即金融相关比率（FIR）,对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上有逐渐增大再逐渐降低至平稳的正向作用;（3）相对融资结构（RFS）贡献度较金融相关比率（FIR）占比更大,在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本文证明了提升金融总量结构和直接融资规模可以起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我国应继续扩大金融总量规模、优化直接融资渠道、提升金融结构效率,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以往研究金融结构的文献,多集中于研究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本文研究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方面文献相对较少;（2）国内实证研究的范围集中在狭义金融结构,对于广义金融结构多为理论描述,以往文献大多探讨“银行主导型”与“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设计选取了金融总量指标、相对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研究广义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期丰富现有文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指标和数据的选取仍然不够全面,由于金融市场早期可靠数据仅能获取到1992年,因此本文实证选取范围仅为1992-2019年,若样本量更大或使结论可靠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