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问题一直是我国股票市场的重大问题，在2001年之后，股权再融资规模首次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而到2008年，股权再融资额度已经是首次发行的2倍，这表明股权再融资已经在国内股票市场资源配置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股权再融资的方式选择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一直备受市场和学界的关注，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依照现代财务理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资本市场的核心作用则是优化资金配置。在我国，由于制度遗留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混乱，监察机构监管不力等原因，上市公司的每次股权再融资行为都给股价带来了冲击，也经常使中小投资者蒙受损失，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也使得公司的长期财务绩效在股权再融资实施后显著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依旧表现出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尤其是增发偏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A股市场可以轻易施行低成本股权再融资造成的。然而，低成本非但没有给公司带来价值提升，反而使公司业绩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由此可以判断，当前的制度框架中必定存在着不合理的股权再融资激励因素。　　 本文围绕当前中国三种主要股权再融资方式--配股、增发、可转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在理论层而上，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上市公司管理者在面临股权再融资决策时，会如何进行选择。结果发现，如何实现私人收益最大化是左右管理者决策的首要因素。采用增发新股的方式进行融资最有利于管理者获取最大的私人收益，而当公司无法获得增发资格，管理者在面临配股和可转债的选择时，则会呈现出一个分离的均衡，即私人收益低或者管理者看好新投资项目时，通常会选择发行可转债筹资，而高私人收益或者管理者对新投资项目缺乏信心时，通常选择配股方式进行融资。实证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研究股权再融资的宣告效应，本文以宣告日为第0日，设定的事件窗口为81天，即从第-40天到第40天，通过对平均日异常收益率和累计异常收益率的计算后发现，增发前后股价波动剧烈，尤其在增发公告的第0日和第1日，股价明显下跌，说明外部投资者十分不欢迎增发方式，纷纷选择用脚投票。配股公告后股价的表现与增发类似，只是表现要温和许多，发行可转债的公告则似乎为上市公司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市场表现较为积极，说明市场欢迎上市公司选择偏债性的再融资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股权再融资实施后，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本文选取公司在股权再融资实施前后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变化作为长期绩效的考核指标，即公司施行股权再融资后，第二年的ROE与股权再融资前一年ROE的差额。分析表明，三种股权再融资方式实施一年后，其ROE相较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可转债样本公司的ROE下降幅度比配股小，而配股样本公司的ROE下降幅度则低于实施增发筹资的样本公司。并且，配股和增发的ROE下降均通过了T检验，而可转债融资的ROE变化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ROE变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公司规模，股权再融资筹集的实际资金，股权再融资前的资产负债率以及股权集中度，其中，公司规模和股权再融资前的资产负债率这两个因素，和上市公司长期绩效呈正相关；而融资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则对公司的长期绩效起到了加速恶化的作用。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在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上，管理者的利益和公司价值创造之间是有冲突的，为了促使管理者的股权再融资决策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笔者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抑制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强烈的增发偏好，提倡上市公司采用可转债融资；第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点培育机构投资者；第三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完备国内再融资体系；第四加强监管力度，尤其是事后监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