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王充,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两位声明卓著又颇有争议的哲学家。有关他们哲学思想的研究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集中于其对立方面,二者一度被分别冠以“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与“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两顶截然不同的帽子。不可否认,董仲舒与王充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冲突,但是如果把这种冲突绝对化,本身又使得二者思想特质中所隐含的内在趋同部分随着其思想差别的抽象放大被长时间地忽略掉了。而如果将董仲舒与王充历史地还原到两汉整体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二者思想趋同的部分始终贯穿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并且前后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传承,这种传承、趋同以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天人思想为主线,具体呈现在“天”之三重义项、天人关系、人性、教化理论以及鬼神祭祀思想等几个重要方面。一、“天”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对“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神灵、道德、自然之天三个层面。董仲舒视“天”为“百神之君”,肯定“天”的至上神地位。王充提出“天者百神主也”,视“天”为众神主宰。二者共同认定神灵之天相对于天地间一切的主宰地位;董仲舒认为人在受命于天的同时也从“天”那里获得仁德,现实政治层面的有关制度设计也取之于天。王充认为道德仁义是天道应有之义,人应戒慎恐惧、依仁义道德行事。他们共同肯定了道德之天的合理存在,并以此为人间政治、道德秩序的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董仲舒认为自然运动具体展开为阴阳、四时、五行之气的流行,自然意义上天道的实际内容展现为阴阳、四时、五行的规律变化。王充认为“气”是天地的存在形态,天道运行亦即气化流行自然无为,风雨雷电等现象是阴阳之气自然流行的结果。二者对自然之天的观察共同着眼于阴阳气的大化流行。二、在“人”如何产生这个问题上,董仲舒的回答是“天地生人”,“天”不仅赐予“人”物质资料以维持其生命延续,还赋予其道德仁义以维持其精神生命的长养。王充认为“人”生于天地阴阳之气,阴气构成“人”的形体骨肉,而阳气主为“人”的精神。无论在可见形体还是在不可见的精神层面,天地都成为“人”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董仲舒“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与王充“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命题共同肯定了“人”在天地间的高贵地位;“官制象天”是董仲舒为人间政治秩序确立形上学依据的一次理论构建。王充“法象上天”的思想将人间刑罚制度与上天诛杀之义相配,其理论落脚点同样是现世合理政治秩序的确立;王充的“符瑞奖励说”与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表面上相互对立,而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两种思想相辅相成,代表了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思想水平。三、董仲舒释“性”为“生之自然之资”,王充提出“性本自然,善恶有质”的命题,他们对性的解释皆着眼于“自然”,将性定义为人生而即有的原初状态;董仲舒以禀气的阴阳不同释善恶,王充以禀气的渥泊之别释善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董仲舒最早开创了成熟的人性三分思想,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王充直接继承了董仲舒思想,将人性分为中人以上之性、中人之性、中人以下之性三种。董仲舒和王充都承认,圣人之性亦即中人以上之性和斗筲之性亦即中人以下之性都是不可改变的,只有最普遍的中民之性可以改变,而教化是使民众避恶趋善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四、董仲舒主张怀以敬畏的态度去信任、侍奉鬼神。王充反复论证太阳之气所形成的鬼神妖——“万物之精”的存在,他和董仲舒一样在本质上都是有神论者;董仲舒视祭祀为国家之大事,主张郊祭(君王祭天)以回报上天之德,四祭(于春夏秋冬四季选择恰当节令祭其先祖父母)以尽“人子之道”。王充指出祭祀的两重意义:一为报功,即报天地山川生人养人之功;一为修先,即报祖先圣王生养之恩,与董仲舒所倡行的郊祭(祭天)与四祭(祭祖)的初衷相应合。董仲舒与王充分别是西东两汉极具时代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在两汉天人思想背景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董仲舒对王充思想的影响以及王充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这其中当然逻辑地包含了其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所以,深入探究其思想的内在趋同,不仅是发掘二者思想特质的一条不能回避的途径,也是把握两汉思想内在理路与风貌的一个重要契机。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突破董仲舒、王充比较研究原有的相对僵化的思维模式,重新回归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