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萱是中国戏曲改革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延安时期,他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称赞为“旧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因而成为“戏改功臣”;建国后,他任戏曲改进局副局长,接连创作了《新大名府》、《新天河配》、《新白兔记》、《愚公移山》等一系列新编历史剧作品。1951年文艺界人士掀起对其新编历史剧中“反历史主义”倾向的大批判,激烈而凶猛,宣告了杨绍萱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结束,其人其作很快遁入戏曲改革的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了。然而,这次批判本身存在很大问题。一个学术问题被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处理,有失妥当。严格意义上来看，杨绍萱的剧本是故事剧,不等同于历史剧,而批判本身是针对历史剧创作而言的,存在错位与误差。建国以来文学上的批判活动基本都平反了,而杨绍萱的事件一直未得到清理。他的戏曲改革工作及其理论、批判事件一直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关注。　　 本文意在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对杨绍萱作品与戏改理论及对其新编历史剧中“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批判事件加以清理和重新评价。本文首先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改革的背景和杨绍萱的理论与实践,对1951年杨绍萱新编历史剧中“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批判事件进行还原,接着从历史和艺术两个角度对杨绍萱戏曲理论进行评价,意在阐明杨绍萱作品的合理性和艺术价值。历史地考察,杨绍萱的时代,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无可非议;艺术地审视,虚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杨绍萱剧作作为故事剧是可以虚构的,这是艺术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在对杨绍萱作品及其理论解读后,本文对“反历史主义”倾向批判事件进行剖析和反思。剖析了批判者的意识形态逻辑特征及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主义”,得出其性质在于“政治批判取代学术论争”的结论。反思这一事件并推及戏曲改革问题,回归历史与艺术本身,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无疑对今日思索戏曲问题及其发展途径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