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决定的划分问题，至今仍是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的疑难问题之一。在行政诉讼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通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决定判别标准有多种。通说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决定的辨别标准简述即该文件：1.是否针对不特定对象，2.是否可以反复适用，3.是否对将来发生效力。这些标准是判断被诉文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范围的重要依据。若被判断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即属于附带审查的范围；若被判断为具体行政决定，其便不属于行政诉讼中附带审查的范围，而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案件，利用通说的判别标准并不能区分它们究竟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是具体行政决定。在乔占祥诉铁道部案中，当事人运用了通说的标准，得出了被诉票价上涨通知可诉的结论，但另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判别标准。
　　那些利用上述标准仍无法区分的案件，便需通过法理论证，并基于大量行政法律案例分析，否则将难以总结出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决定的健全标准。笔者通过分析总结行政法律案例，发现了通说标准的不足之处。为了解决通说的观点不足，本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判断标准框架。具体内容是：首先看文件针对的对象是个别还是一般的；其次看文件所规定事项是具体特定的还是普遍抽象的。如果文件针对的对象是个别的、事项是具体特定的，那么该文件是具体行政决定。如果文件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普遍的，事项是抽象、普遍的，那么该文件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些学者在案例研究中，对前述判断标准或有异议。本人将通过案例分析检验法，否定一些不必要的标准，从而得出更准确，更实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决定判别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