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1年11月10日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和阶段,但和高速发展不相适应和协调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还相对滞后。我国的资本市场关于制度的建设、投资者的结构和投资的理念等方面,与国际上较为成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在2014年11月共同制定发布公告,沪、港股票互联互通的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以下简称,“沪港通”）。“沪港通”试点平台的启用,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标志,目的是为了从相对发达的国际资本市场给内地资本市场引进更为熟练的境外投资者和价值投资观念,从而倒逼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缩小和发达资本市场之间的差距。“沪港通”平台从正式启动到目前已有超过五年的时间,为我们研究政策启动带来的效果提供了足够长且合理的观察期间。为了检验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产生的经济后果和机制效应,本文基于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利用我国A股市场2012-2016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选择了经过初始筛选后的沪股通标的公司作为处理组样本,同时选择了“沪港通”平台开通的前一年（即2013年）得分最接近的A股上市的非标的公司作为对照组样本,获取了725个公司一共5个年份的数据样本,总共是3625个数据样本观测值。进而本文构建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即PSM-DID）对加入“沪港通”之前以及之后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沪港通”平台的开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有影响。其中,对于高杠杆组的试点公司起到了降低资产负债率的作用,有利于促进高杠杆试点公司的实际资本结构向下调整到目标资本结构,而对于低杠杆组的试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作用不明确,可能促进低杠杆试点公司的实际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到目标,但作用并不明显。这表明“沪港通”平台的开通存在非对称性效应,在资本市场第一次全面互联互通的初期,高杠杆的公司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敏感,而低杠杆的公司对市场变化的感知相对滞后。进一步地,“沪港通”平台的开放能够促进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是沪股通标的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高于非标的公司,表明“沪港通”平台的启动加快了试点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另一方面是沪股通标的公司降低了其偏离最优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表明“沪港通”平台的启动降低了试点公司资本结构的目标偏离程度,更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另外,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验证了“沪港通”机制产生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越好,“沪港通”机制降低公司资本结构目标偏离程度的作用就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为“沪港通”机制的制定者和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为了更为有效地发挥“沪港通”政策的积极效应,今后可以通过逐步扩容来增加标的股票范围,并持续放宽对每日交易额度的限制。同时,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借鉴“沪港通”平台的运行经验,完成对“深港通”平台甚至是“沪伦通”平台的不断推进,进一步地加强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要在政策运行的基础之上扎实落实和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当积极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公司资本决策的优化调整,使得公司价值实现最大化;同时使得公司治理架构不断完善,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吸收国际先进的投资经验和价值投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