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各种文学思潮不断涌现,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在这一背景下,新文学运动后兴起的乡土小说以一种更为低调的姿态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默默前行。孙惠芬作为乡土小说创作者中的一员也在默默的耕耘着,在二十年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先后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是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作品发表后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和认可,这也使得孙惠芬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家中重要的一员。孙惠芬是一个虔诚的乡土守望者,她二十多年的写作从未离开那片她所熟悉的乡土,她用一支笔书写着乡村人的悲喜人生,描绘着乡村所固有的既淳朴又简陋的民俗文化;她用悲悯的目光和笔调为乡村立传,为乡村人歌哭,她把乡村作为建构自己文学大厦的现实载体。孙惠芬一直行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出奇的情节架构,没有凌厉的形式试验,孙惠芬像一个文学的“农妇”和“乡土守望者”,用最低调的姿态默默地耕耘着、笔耕不辍。在她走入城市之后,她仍然离不开那片故土的文化滋养,依赖那片神奇的土地牵引她书写的方向,于是,孙惠芬在现实城市和文学故土之间不停地游走,不停地寻找,寻找自己寂寞灵魂的栖居之所。论文对孙惠芬作品文本的细读和梳理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分析孙惠芬文学创作中的得与失,也为新时期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参照。第一章,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现实人生。本章分两节来叙述孙惠芬在现实中、在城乡之间的成长与游走:温情故土为孙惠芬的成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分,孙惠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长大并开始一步步与家园告别,面对故土,孙惠芬充满了留恋与伤感;繁华都市为孙惠芬的现实生活打开了另一片天地,城市更为开放的空间和现代文明提供的各种便利使孙惠芬来到了这里,但失去文字言说能力的痛苦又使她在这个钢筋水泥浇筑的空间里迷失,她不得不一次次返回乡村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文学的养分。而孙惠芬也由此意识到乡村在自己创作中的意义和分量,并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创作中的“乡土”基调。第二章,自由自在的“乡土世界”。本章分为两节来叙述孙惠芬乡土艺术世界的建构:区域性民俗文化的日常化书写是孙惠芬对辽南地区文化的观照和展示,孙惠芬深谙传统的民俗文化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是孙惠芬将民俗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进行了自然的展示与书写,并从过年节、丧事、喜事等几个有代表性的生活节点对辽南地区的风俗文化进行了细腻的书写,为人物活动搭建了更深层次的舞台背景;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是孙惠芬对乡村的诗意建构。论文从女性形象的建构、乡村情爱以及乡村人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三个方面对孙惠芬构建的“民间世界”进行梳理,它们构成了孙惠芬诗意而理想的民间世界的基石。第三章,城市空间中的“乡村世界”。本章分两节来分析孙惠芬书写的“民工”作品,孙惠芬长久地关注乡村以及从乡村中出走的“民工”。关注他们的生命际遇和精神状态成为孙惠芬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改革背景下的都市情结,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乡村人对土地的疏离和对都市的向往,离开土地进入都市成为现代乡村人共同的生命期待;“城市异乡人”的无望突围则从社会现状和“民工”自身状态概括他们在城市中艰难的生存现状,离开乡村之后他们失去赖以支撑的土地,而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注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举步维艰。第四章,独特艺术风格与存在问题。本章分四节概括孙惠芬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散文化叙事语言是孙惠芬小说的重要特点,它使孙惠芬的小说具有温情和舒缓的格调;心灵化的叙事角度是孙惠芬小说情节推进的一个特点,孙惠芬擅长对人物的内心剖析并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自传化和家族化则是孙惠芬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一个特点,孙惠芬的人物塑造具有鲜明的自我真实生活经历的影子,同时在人物身份的选择上也构造了一个虚拟的“家族”,这个家族是孙惠芬的精神家园。从叙述节奏的缓慢性和创作资源的重复使用两个角度概括孙惠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带给读者阅读的阻碍,这两方面消弱了作品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