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的冲击与传统媒体的式微共同造就了媒介转型议题的尘嚣尘上，媒介融合、资本运营、盈利模式、“触媒”时代、“内容为王”、“数据新闻”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却并未给中国媒体发展指明方向。而在改革话语的新修辞背后，被遮蔽的是传媒公共性、媒介管理体制、传播权益不平等、及本文关注的核心：“劳动”。在中国媒体人由改革前的“国家干部”身份沦为纯雇佣劳动力的“知识劳工”的语境下，“新闻民工”也作为一种对抗性新修辞出现在各类文本中。随着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普及，弹性用工、去福利化、产消合一的新媒体生产逻辑逐渐流行，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工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汪晖区分的两种新穷人，除了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受雇于各类新旧媒体、公关广告、游戏公司的年轻一代，也正在演变为“新贫”阶层。本文期望提出一种不同于以往讨论传媒改革的思路和框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把“劳动”召唤回分析的中心，关注在宏大话语之下微观个体的生存状况，管窥媒体从业者在传媒改革进程中的得失命运,对传媒改革叙事中单向度关注资本增值逻辑和对主流传播学的盲目追崇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