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四川东北地区南充、达州、广安三市的飞地研究属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范畴。飞地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现象起源于战国时期,虽然属于一种微观型现象,但是带给社会、人民的影响却仍然延续至今。例如通讯上号码混乱,经济上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飞地地区文化沟通上的不顺利。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飞地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对于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飞地现象来说略显不足,所选取的角度大多是从高层政区入手,探讨全国性质的飞地成因、变迁等。对于基层政区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政区的具体分布情况、治理情形和经验教训等缺乏细致的研究和梳理,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而民国时期,为推行新县制,曾经进行过较为广泛彻底的飞地清理拨正,从中央政府到四川省府到各县县政府,层层推动。本文即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角度入手,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理志、地方志以及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绘具地图以帮助理解。另外,通过对这段时期内政府、地方对飞地问题进行的治理总结飞地治理的经验教训总结,反映出飞地问题是不同主体的利益与相互之间的秩序问题,治理飞地的效果取决于公平与正义原则的落实。本文主要论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通过绪论,主要界定了飞地和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学术回顾,讨论了本文研究意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说明了本文的创新点分别是内容创新、角度创新和方法创新。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四川东北南充、达州、广安三市的飞地的基本分布情况和特征。这一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将飞地分布分为晚清、民国时期这两个阶段依次叙述。首先叙述了晚清时期顺天府、绥定府和保宁府三府内的飞地问题。然后,民国时期的飞地分布分别从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第十行四个政督察区的范围探讨,其中第十一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南充、西充、蓬安、营山、仪陇、岳池、武胜、南部等县;第十四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阆中县境内;第十五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万源、宣汉、达州、开江等县;第十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广安、邻水、大竹、渠县等县。最后,根据前文总结出这些地区分布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数量多、分布广;分布比较集中;飞地面积小。第三部分分析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时期飞地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飞地产生原因方面,主要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入手分析,首先,具体探析了三市分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飞地产生的关系,以及因犬牙交错、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和在“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中产生的飞地等。飞地造成的影响方面,就本区域而言,其消极影响是大于积极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提高了行政管理的难度、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成本。在经济方面,不利于赋税粮数的收取和统计、不利于统一归划和经营。在社会稳定方面,因为管理松懈和管理空白,容易滋生“匪患”问题、产生利益纠纷冲突,并导致部分民众缺乏归属感,影响团结。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的治理情形。本文从飞地治理缘由、飞地治理过程和飞地治理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三个部分来叙述。飞地的存在给政府和民生带来的弊大于利,为此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公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二十三年又拟定《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受此影响四川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五年展开了全省范围内的飞地清理拨正工作。在飞地的治理过程中主要记述了民国时期三个行政督察区的飞地治理经过,并列举了三市分别在飞地治理过程中的显现出来的典型飞地的清理拨正过程。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是黄泥乡、汪家塆、瓦子场金土地,第十四行政督察区是双柏垭,第十五行政督察区是桅杆坝、左岸河和柏树乡。总体来说,飞地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清理拨正持续时间长、纷争多、清理拨正结果不彻底。而飞地清理则既有政府重视飞地问题、对民意的听取和适度接受的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飞地治理的不彻底、行政工作系统效率低、应重视微型飞地的清理拨正,通过上下结合的治理模式的进行治理的教训。第五部分结语首先总结了前文所探讨的飞地分布情况、基本特征、产生原因、带来影响、清理拨正及经验教训,并简要涉及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存在的飞地问题。然后,对飞地地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飞地调整是一次土地资源的再次分配,在这场飞地划拨的争夺中,除了行政机构方面的上层运转,更有下层民众活跃的身影。最后,并通过前文对历史时期飞地问题的研究飞地治理,探讨飞地治理对现代行政区划规范的启示,采取上下结合的模式,既发挥政府主观能动性,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下一体,飞地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开展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