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已经仅次于美国，每年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预计未来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取得更高的突破。在这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当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从政府组织架构上看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是有着本质区别，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和其他经济效率机制不同的。从制度的角度探究影响我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晋升激励体制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分析。　　财政分权改革是促进我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来源主要是追求政治控制权所带来的好处，政治控制权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职位的晋升（纵向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所带来的经济激励（横向的“自我晋升”激励）。考虑两者的混合激励措施共同构成了地方官员促进其辖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这些激励措施的总和确实构成了他们行动的激励因素。　　目前已有众多的文献选取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而中国地级市官员相比省部级官员而言，体量更大且更接近基层的广大群众，更能反映在现行体制下激励晋升制度考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本文的实证模型参考了Mankiw等(1992)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设定的方式，选取了我国26个省份283个地级市18年间城市相关数据和1，263位地级市市委书记、1，446位市长个人特征数据。利用实证回归结果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地级市官员当年是否晋升）对于其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官员异质性问题。通过分样本回归，考察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地级市官员面对晋升激励的行为差异。根据本文实证结果，给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利用1998-2015年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回归得出结论有以下三点:第一，在目前干部管理体制之下，中国地级市官员面对晋升激励时会做出积极的反应，致力于该辖区内的经济增长;第二，地级市官员面对晋升激励措施，能够对辖区内的经济增长做出反应，这些都是有前提的，依赖于官员的年龄和任期。地级市官员任期年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第三，地级市官员在面临相同晋升激励措施时，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之间的明显差异，并且在东部产生的效果大于中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