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发展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未来学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但它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欧美风行过后，至今在理论上显得异常沉寂。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预测、规划和发展报告等实用性的举措却又层出不穷，成为“未竟的浪潮”。是什么使理论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原因很多，其中很大程度源于未来自身的研究难度以及思维方式转换方面。未来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通过对未来学进行历史清理和前提批判，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未来的理论热情，并力图从反思视角为未来学的理论重建和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哲学的关注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因此，如果没有它的介入，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学，其学科发展也会走更大的弯路。自古及今人类的未来观共有封闭型、理想型和风险型三类。从历史上看，人类意识到“未来”的存在几乎是与其进化史一样漫长的。先民早期的祈天与占筮可算是未来学的“前史”,它在有了足够的精神文化积累之后，大多分化走上了一神教或理性的路线。宗教末世论和政治乌托邦是其典型形式。在古代社会，人类对未来的兴趣具有浓厚的直观性和神喻性。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家继承了这一点，使其未来探究具有启示性、目的论和预言性三大特征。现代语境中的末世论已成为宗教未来学的主要课题之一。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未来学，立足于对现实的批判和人的美好愿望而构造了一个意愿化、信仰性的世界，并且坚持认为当下这个世界必将为一<WP=161>个美好的新世界所代替。其思想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古代的乌托邦、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当代乌托邦哲学三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前提批判，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描绘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阐述了研究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因而是未来学中社会发展理论的真正创始人。现代未来学在20世纪的发展大致形成了预测科学、社会发展理论和企业战略三大流派。中国古人以历史观为依托，在关于社会历史去向方面提出了历史退化论、历史进步论、历史循环论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在把握未来的方法方面,提出了历史时势论主张和周易预测学方法。当代中国的未来学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西方未来学的引进、未来学研究的自觉转向、未来学研究的深层反思三个阶段。今后，中国未来学工作的基本任务应是开展未来学的学院化工作，重审未来学的基础，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未来研究史上的许多未来学家对未来给出过不同描述，其中比较系统的是托夫勒从技术分析角度做出的界说，他认为未来包括可信的未来、可能的未来、希望的未来三个方面，它们可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层次。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异在、可能、希望三个向度展开对未来的理解，而它的衍义又具有命运和理想的意味。与历史和现实相比，未来的合法性体现在它的实在性、超越与内在之“两性”，以及未来的复杂性上。它们筑就了未来在生存论上的优先地位，彰显着人之生存的未来本性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追求，并使未来潜在地渗入到人类的行为和活动中，在环境伦理、教育和学习革命、社会认同等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就未来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循环”，即彼此“渗入”和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未来具有哲学的禀赋。未来问<WP=162>题不仅具有“形而上”的特性，而且未来意识具有哲学“偏向”。由于未来问题居于哲学的核心，因此它也就成了辩证法贯通的中轴点和哲学思维开拓发展的生长点，是消解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有力武器和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石。许多重大问题如不从未来切入，就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答。另一方面，哲学也具有未来的“品格”，哲学之中有未来，哲学的反思就是未来意识的逻辑图像。由于哲学作为人类命运的一种理论表征和理性映照乃是希望之学，因此关注未来是哲学世界观的天命，未来是哲学的本性和终极追求。而哲学作为未来的智慧就是未来形而上学或未来现象学。这是一种纯粹未来学。哲学在“当下”的尴尬遭遇只不过表明，真正属于人类未来的哲学时代还没有到来。今天，当未来以时空压缩方式猛烈地冲击现实从而自我彰显时，一种新形态的“未来学”——未来形而上学的建构终于提上日程。首先，在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未来危机中，哲学应有自己的姿态，因为未来的危机具有自反性本质，它是由人类发展自身所引起的与其发展愿望相反的问题。而随着发展问题的增多，社会就有了“风险”，这完全是“文明所强加的”。它提示我们绝不能在未来问题上掷色子，而必须建立和实施一种对发展具有伦理约束的道德学，即发展伦理学，让哲学为未来导航。因此，这样一种现实的“索迫”必然诱发哲学范式的未来转向。“哲学范式”作为哲学发展特定阶段的理论概括、社会—心理集合、形而上学信念等，具有元哲学性、整体综合性和自返性。后者是哲学范式不同于科学范式的根本特征之一，它使哲学自觉地区分成外向的和自指的两个层次。历史上的哲学范式具有不同的类型，但大多是把整个世界哲学史划分为三大阶段或三大范式。这表明，不同的划分之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