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规范性的探讨古已有之,古希腊人把规范性的建立诉诸理性逻各斯;罗马人诉诸具有普遍理性精神的自然秩序;中世纪诉诸上帝;而近代的一大批人把其诉诸人类理性认知,直至休谟的怀疑论,规范性最终消解于“是”与“应当”二分的鸿沟中。应对这一鸿沟,哈特在沿袭实证主义思路的同时融合了现代语言哲学一些方法,试图借助规则概念重新为律法确立规范,哈特认为规则从功能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科以义务,一种授予权力,而法律科学的关键则在于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的结合,即不仅要从外在方面去理解法律的概念,也要从内在方面去把握法律概念,所谓内在方面也就是规则义务性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哈特提出了规则的内在观点及外在观点、初级规则及次级规则、承认规则等一系列概念,同时借用社会学方法解释了规则形成的机制,其中哈特创造性的提出了承认规则概念,我们可以把承认规则看作是一种制度架构中的概念抽象,这种抽象源于实践中官员对承认规则的接受态度从而赋予规则以效力,承认规则评价所有规则的同时也是兼具事实性,承认规则在特定社会语境的使用中“显现”,生活在这一特定语境中的人之所以按照规则行事,是因为他们持一种理性的内在批判态度,从而构成了实在法的内在规范性,人们的理性批判态度与外在的制度性强制共同保障了规则的有效。然而在德沃金看来哈特的理论实质是一种“阿基米德式哲学”。德沃金认为哈特的理论建构过于外在地站在了一种非参与者立场,这在德沃看来无疑具有一种“阿基米德式”的自负,基于内在观点基础上规则忽视了个体在实践中价值属性,规则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刚性的预期效果,然而当预期效果与个体的意愿冲突时,是一如既往地遵从规则呢还是要考虑个体意愿的正当性呢?这背后隐藏着群体无意识与个人伦理选择上的张力,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值得令人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