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归类操纵是指通过改变项目的原有会计科目的归类，以达到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目的，比如将经常项目的费用归入非经常项目损失。2012年出台的“八项规定”对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要“厉行廉简节约，严守廉洁从政”的要求。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叶康涛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通过费用归类操纵来规避“八项规定”的监管，而目前我国关于费用归类操纵抑制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八项规定”的出台为费用归类操纵的研究提供了机会。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针对“八项规定”后的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独立审计、CEO权力制衡都可以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但是，高管权力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很多国有企业选择审计机构的权力落入高管手中，再加上外部监督的局限性，所以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可能并不总能抑制高管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也就无法保障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然而，媒体作为独立第三方以其特有的强大影响力可以利用互联网时代下渠道多、覆盖广、传播快的媒体报道向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施压，使其从动机上减少甚至消除费用归类操纵行为。进一步，媒体通过抑制国有上市公司不合理的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有利于保障政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正当利益诉求，提升“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
　　本文利用2009-2017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从媒体监督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媒体报道数量对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程度的影响，来考察媒体监督对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以八大报刊为主的报刊媒体在当年及上一年度的报道总量越多越能显著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这说明传统媒体在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进而说明媒体监督确实可以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以百度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当年及上一年度针对某一国有上市公司的报道数量越多，同样也越能抑制该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这说明新媒体在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方面同样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的能力。另外，本文按照媒体报道情绪对其进行分类，分为媒体正面报道和媒体负面报道，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媒体正面监督和媒体负面监督都可以对国有上市公司费用归类操纵行为产生显著抑制效果，但是，从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水平两个方面来看：与正面监督相比，负面监督的抑制作用更强。虽然媒体负面监督对费用归类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强，但是并不能让媒体肆意滥用负面报道吸引大众关注，适当的运用才可以使得负面报道发挥其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