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了“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既有研究中重点一直放在阶级结构上,对该问题在管理革命上一直缺乏更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在“管理革命”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缺乏一般理论模型。事实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阶级结构只是社会经济的一个后果,而社会经济结构即是广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了“管理”范畴。因为管理的实质恰恰在生产过程中,是物与物、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方式。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以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清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微观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管理革命”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方面,它具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上,而宏观层次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整个生产进行调节,它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甚至心理等方面。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合理化运动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部生产方式的调整提高了生产效率,把管理纳入到生产方式中来,进而对社会结构带来影响。　　 文章内容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对管理革命的历史语境进行了考察,主要关注资产阶级主流理论中的管理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对管理革命的理论评价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以效益为中心、管理的合法性和物化等问题。　　 第二章在细致考察了资产阶级关于管理革命的主流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对管理革命的评价的基础上,对管理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主要是考察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时代的物与物,到泰罗制下的人与物,再到二战后的人与人甚至心理和文化的管理结构方式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这一手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的调整,它目睹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初到现在,管理已经从科学管理时代,到政府管制的年代,到营销与多元化的年代,到策略和社会变迁的年代,到现在的第五代管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为适应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第三章详细描述了管理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具体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在这一基础上谈论管理革命的政治难题。最终得出肯定性的结论: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果是多元的,从而在总体上见证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管理在不改变所有制形式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诉求的阶级冲突趋于缓和。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物化问题,管理革命见证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它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构成了资本主义通过管理革命来保持自己永恒活力的一个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