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是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两国经济总量的飞跃式攀升更使得有机构将二者纳入著名的“金砖四国”之列。目前研究中印经济比较的文献大多从经验和数据入手,诚然,许多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可以是中印经济发展成效不同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差异之所以产生,几乎都可以在深层次的制度结构上找到解释。因此,也有一些文献从制度层面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文献的一个暗含着的结论是：制度是给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增长的机制,一种好的制度就会推动经济永续增长；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和契约规范,市场机制也就自然产生,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这样的研究仍然是静态的或者是比较静态的,这是无法对制度的变迁及其基础性制度规范的形成说明清楚的。因此,本文通过引入“经济剩余”的概念,探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认为中国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中印两国经济绩效不同的根本原因。本文得出结论：一项制度安排能不能为了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而变迁,关键是看制度环境是否鼓励该项制度安排的变迁,以及制度安排和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