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深度融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现代主义思潮随之开始快速蔓延开来,现代性之自我叙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脱嵌”的个体迅速崛起。在社区社会生活中,个体至上一时成为人们热衷的价值追求,理性计算成为人们遵循的行为逻辑。对于个体而言,“祖荫”业已成为一种倍感压抑的桎梏,人们纷纷逃离传统的社群共同体。在不断个体化的社区生活中,社区公共性日渐消解、人际关系日渐淡漠、价值信仰逐渐迷失以及伦理道德快速滑坡,从而造就大量“无公德的个人”。由此以来,社区公共事务无人关注,集体行动难以展开,社区陷入不断个体化的困局之中。因此,社区建设亟需推进行个体再“嵌入”,实现社区共同体重建。曾经的社区行政化管理模式是理性意志在社区建设上的主观想象,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实现“国家神话”与“社会工程”之梦想的策略工具的惯性延伸。伴随国家神话与理性全能的绚丽“肥皂泡”频频破灭,社区行政化管理也成为一种失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工具与路径。由此可见,在推进社区建设实践进程中,需要突破社区行政化管理的思维模式,引入新思维与新路向,实现社区治理的转向。社区文化治理就成为个体化社会的社区重建的新路向。这是因为社区本质上是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文化共同体,社区共同体重建之实质也便是文化繁荣发展与功能发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社区个体化及其所导致的社区衰落现象,归根结底也是社区文化失调之后果。于是,社区共同体重建之根本在于系统性调适社区文化,重构整体性社区生活方式。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人类社会是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现实根源则是日常生活世界,而社区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形态,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便是文化世界的社会实在。可以说,社区是微观的文化世界。在微观文化世界的社区中,运行着文化权力的关系网络。这是因为文化具有的权力属性,是一种隐性软权力。文化作为隐性权力主要经由文化政治的各种形态与场域,诸如话语体系、表征体系、文化空间与意识形态等,展现权力性质、意志与运行。作为隐性权力的文化政治有效运行,能够发挥着文化所具备的治理性功能与机制。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就是在推进社区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凭借文化政治场域的隐性权力,不断展开个体身体规训与群体身份认同强化,达致个体塑造之目的与社群整合之成效,凝聚社区生活共识,增进社区内部团结,培育社区共同体要素成长,重建社区共同体。由此可见,当下,社区文化治理是个体化社会的社区重建之道。社区文化治理如何行动?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行动就是将文化,尤其是将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治理工具与对象,借助社区治理网络体系,依靠社区文化公共领域、社区文化空间场域以及社区文化展演活动等文化组织形态与文化活动形式,充分发挥作为隐性权力的文化所具有的规训与认同等治理性机制与功能,最终促进社区共同体要素成长,推进社区共同体复兴,实现个体化社会的社区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