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缠足的行为及反缠足的运动双方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平等看待，以档案和当时报刊材料为基础，主要从社会和思想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全文基本以时间为序，首先探讨不缠足运动的思想资源，以及晚清社会对缠足的认知和因应；然后在考察缠足现象的同时，重建近代不缠足运动从民间为主到官方与民间合作，再到由各级政府直接掌控推动的发展进程，并考察其各阶段的实际成效，特别注重反缠足方式从劝导为主、劝禁并行再到禁罚为主的发展变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缠足和放足的情形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本文一方面尽量从各地的不同中归纳出相同相近之处，也不忽略各地的区域特性，特别将民国时期山西、四川、云南三省作为个案进行较细致的考察，同时也对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统治区域的反缠足运动有所考察，希望尽可能呈现一个主干清晰而又动态纷呈的缠足和放足情形。从中央和地方的反缠足努力中可以看出，国家机器在运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将反缠足与户籍控制及保甲制度联系起来，最终将缠足上升到违反刑法条款的高度。但民间的宣传针对性不足，政府的禁罚又不能无限加重，而针对缠足女性的实际需要和出路等方面的社会政策尤其缺乏，这些都使反缠足的成效不如既存研究所陈述的那样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