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实体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使得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化趋势在我国日益明显。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在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为了把握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的主导权,各大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助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不仅关乎企业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国产业转型成功与否也起着关键作用。本文着重考虑了经济金融化的微观表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作用的调节效应。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金融化的定义、度量方式、成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问题相关的理论基础后,对企业金融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不同作用取决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当前我国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或者负向的显著性影响,(2)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作用具有正向或者负向的调节作用。(3)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作用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不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差异、不同类型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展开异质性分析,以全面考察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我国2007-2018年1629家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表现后得到如下四个结论:(1)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呈现负相关关系。(2)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3)相比于长期金融资产,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更多的是基于逐利动机,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也更明显。(4)不同地区、行业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狭义口径下,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金融化程度对创新的挤出作用更明显。在广义口径下,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更明显。本文通过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改变衡量指标、子样本回归等方式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结合当前经济的现状,本文分别对政府和企业给出了相关的建议:(1)对政府而言,要为企业发展营造健康的金融环境,使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通过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信贷来源上限制企业金融化的趋势,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并采用精准投放的货币政策与更具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促进企业创新。(2)对企业而言,在利用金融资产获取利益时不能以牺牲主业发展为代价,要紧随时代潮流,以创新为支撑制定企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对管理层要强调创新的考核与激励,避免产生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