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开始的那一场关于“中国是否进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阶段”的学术争论中，主要的焦点包括:是不是有一个重化工业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相悖。如果有冲突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如果不存在普遍意义的重化工业阶段，没有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安排，那么重化工业的发展就只是量的问题，大可不必对目前重化工业的突出发展过分不安，因为这种经济现象仍然在宏观政策调控的范围和能力之内。因此，问题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对此，有专家提出通过技术、市场、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和途径，改造传统重化工业，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矛盾。笔者同意此观点，同时认为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中国重化工业发展的问题首先要在理论上对重化工业的概念加以界定，应用产业重型化的概念取代重化工业的概念，如果囿于重化工业的概念势必会影响对新时代重型工业发展特点与趋势的认识，从而限制对现时代中国产业重型化发展的设计思路。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产业重型化”在结构方面是指工业结构内部重型产业的比重的上升，而不是指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的上升。　　产业重型化包括产业结构重型化和产业组织重型化两个方面，这是两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产业结构重型化不仅仅是指重化工业在工业结构的比重占优势地位，而是指现代意义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等重型制造业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占优势的主导地位，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更大更关键的影响。产业结构重型化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总体特征，它是整个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我国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两次大的重型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两次发展既有其共同点又有其不同点。如何借鉴前一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如何设计新时期重型工业发展思路的基础。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采用对比的手法，充分论证了中国新时期中国产业重型化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发展的设计思路。　　产业组织重型化是指产业组织的体系化和网络化、企业组织的重型化和复合化。产业组织重型化涉及到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外力和自组织能力逐步重型化。本文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问题，应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入手，产业组织的重型化是必然的选择。产业组织的重型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我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塑造我国新产业微观机制的必要措施，是推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选择。本文通过对中国产业组织重型化中的三个独立的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中国产业组织重型化的模式选择。　　“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化”和“重型化”是本文的关键词。本文的探索之旅必然要建立在对这些概念界定的基石之上，进一步理解和认知这场争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本文通过对重化工业概念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重化工业发展及扩散的机理和重化工业与现代产业发展趋势等多层次进行综合分析，以中观和宏观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反思中国重化工业新一轮发展的本质。　　全文共分章:　　一、上篇（第1章～第4章）:基本认知与启示　　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称不上严谨的经济学概念。主流经济学派不曾把它们当作研究的重点，但现实中，又的确是工业化历史中最赋争议和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　　重化工业概念的最初是作为一种工业类别的划分方式，主要强调的是资本品的生产。这种方式显得越来越缺乏实际意义和科学性。重化工业化概念则是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规律化和模式化，以作为经济增长和赶超的选项。学术界并不承认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所谓的“重化工业化阶段”，也不是所有经济体必须选择的发展之路。当然，重化工业的充分发展的确体现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重化工业化对于推动工业化进程有历史局限性。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由于它体现技术进步，资源转化的生产率高，有更大的资本回报，而被当作必然选择。而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是新选项。以目前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看，现在的后发国家无论大小，都不大可能再按照原来意义上的“重化工业化”模式来实现经济赶超和工业化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传统重化工业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同时，现代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也在同步推进，不会是传统意义的“重化工业化”。　　重化工业全球扩散的内在机理基本上可以用产品周期模型来解释。模型预测了大的新兴国家在重化工业领域取得相对于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况和中国当前的状况基本吻合。另外，赶超型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超前地推进重化工业的扩散。新兴国家是否能把潜在的竞争优势发挥出来，要看它是否具备跨越技术壁垒和组织管理的能力。重化工业在中国的扩散模式不同于日本、韩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突出发展的独立性明显弱于日、韩，但是风险也更小。　　在上篇中，本文基本回答了什么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历程与机制;重化工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重化工业全球扩散的原因和机理;重化工业化中产业政策作用等关键问题。通过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了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作为概念和理论的局限性。　　二、下篇（第5章～第8章）:概念创新与模式选择　　有三大理由促使必须考虑理论的创新:重工业或重化工业概念因为重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产业融合以及现代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而变得模糊和不严谨;我国不能再出现一个传统重化工业占主导的阶段;“重化工业化”作为赶超战略在目前阶段的方式和意义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本文理论创新的主要概念——“产业重型化”:包含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产业组织的重型化两层含义。它将重化工业化这样的结构概念和组织问题结合起来，强调按照结构重型化的要求改造和优化产业组织。　　“产业重型化”概念强调了产业组织重型化，还有一个代表产业发展新趋势和方向的含义:“以重型化思维代替重工业思维”的转变，既承认重工业在产业重型化中的适当比例关系，又强调新型制造服务业及其他新兴产业的比例。　　产业组织重型化发展的机制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重型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脱开产业组织的重型化去讨论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危险的。以往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过分强调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始终未能很好解决。我国新一轮重型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方面上，而产业组织的重型化可以说是严重滞后。没有产业组织重型化的优先发展和配套支持，这种努力是一种外延式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　　本文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从历史上看，把我国与日本和韩国这样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比，经济质量的差距主要就在于实施产业组织重型化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差距。　　重化工业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过程中，有明显的产业更替现象。以美国为例，当人均GDP在10000（现价）美元以下，以钢铁、汽车、石化和机电产品等传统重工业为主导;在10000美元以上时，重型产业由传统工业升级为航空航天工业、各种计算机及其软件的生产自动化设备、微处理器、机器人、激光技术、光导纤维、新材料、通信技术、生物工程等先进制造业。　　重化工业结构的形成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重化工业的高度集聚，另一方面还由于它具有的规模经济的特点，要求企业的规模也要足够的大。因此，重化工业化不仅表现在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还表现在重化工业的企业组织结构中大型企业占主体，产业的集中度较高，即所谓的产业组织重型化上。　　构建和发展重型化产业组织是我国成长为创新国家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发展重型化产业组织，形成巨型组织体系，才可能具备大规模对科技研究和开发进行投资的实力和条件，才有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形成重型化产业组织有利于打破行业地区界限，协调各方利益，集中创新的必需要素，提高整体创新能力。　　中国已经到了产品周期的动态上升阶段，重化工业在中国的扩散有其内在必然性。中国的产业更替现象并不明显，反而是以传统重化工业、重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起头并进的态势为特征，这证明了用“产业重型化”替代“重化工业化”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另外，中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实现赶超的战略安排已经非常弱化，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引资和扩大出口。　　中国的贸易盈余继续扩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方式外延式发展的模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由此造成的外部失衡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目前关键性的挑战是重新平衡经济。在国际方面，暂时还没有迹象表明工业基础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在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国内，经济前景继续保持强劲，利润和信贷高速增长，投资很可能继续大幅扩展。重型化内部循环的拉动效应已近产生了这样一中风险，非常强劲的增长很可能会超过供给的增长。　　转变发展方式依赖于产业组织重型化的进展情况。中国产业组织重型化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重化工业突出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但是它的路径和最后的效果可以调整和加以控制，对于中国的国情越来越显得急迫和必要。基于我国经济长远、稳定健康和安全地发展的目的，必须分析产业组织重型化的内部关系以找出主要问题。　　我国的企业兼并重组或系列化过程非常不顺利，没能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步进行。这与我国严格区分“国资”和“民资”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幼稚，建国后民族资本家的过早退谢幕有关。目前党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在战略层面推进产业组织的重型化。从某种意义看说，日本如何推行“竞争寡占”和“系列”化的重型组织体系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笔者的结论是采取非常手段，创造性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重型化企业组织才有可能快速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本文提出把“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概念转变为“民族经济控制力”的理想。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重型化的结构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本文第一次将组织的重型化包含进产业重型化概念中，与产业结构重型化并列起来。本文利用相关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重型化组织和重化工业的内在紧密联系。在结构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这种衔接为我国实施产业升级具有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产业重型化概念并不是笔者首先提出的，但是笔者在借鉴、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在本文中对其进行了适度的理论系统化研究并提出了关于产业重型化的概念性框架。提出了产业重型化包括不可分割的结构和组织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判定，我国产业重型化今后发展的好坏要看产业组织重型化进展来定。　　二是提出按照重型化的要求改造和优化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论述了产业组织重型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关系。同时指出我国的产业组织重型化进程已经滞后于产业结构重型化，这两者的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迟迟不能从“外延型”转变为“集约型”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我国产业组织调整和优化的任务应该是抓住这次发展的机会，按照重型化要求进行组织改造。我国产业组织问题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好解决，现在已经很明显是一个困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瓶颈。但是，无意扩大范围研究产业组织优化，而是围绕产业重型化过程中特定的组织配套的一些实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发展模式选择意见。这种配套应该是必须的、既自然又精密安排为了产业向重型化方向发展的一种支撑制度体系。　　三是，我国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次产业重型化过程来重塑民族的重型化企业组织。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来讲，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民族重型化产业组织的新思路，应该尽快转变“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保守观念，重新建立“民族经济控制力”的理念，并在此之下抓住历史机遇期，推动产业组织重型化的进程。　　另外，本文第一次尝试运用博弈模型分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及政府在推动中国产业重型化的合作与竞争行为。　　囿于时间和精力，本文暂时还无法深入进行相关的组织配套研究，因而未能将产业重型化概念体系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