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文集、方志、报刊、档案等多种史料,结合田野调查,试图从明清以来福州的自然环境、市场网络和民间宗教、地方权力等角度,探讨近代福州市民在社会变迁和局势动荡情况下,如何自我调适,应对灾害,从而说明自然灾害与民间组织嬗变、基层自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埠之前,福州灾害频发与文风兴盛并存。一方面,以祭祀瘟神五帝的社境成为主要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士绅数量众多,主持赈灾、溶湖、修渠等公共事务。开埠之后,福州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商贸繁荣、火油流行,火灾更为频繁。与此同时,地方权力渐趋多元,外人势力渗入、商人力量兴起,士绅地位虽受到冲击,但仍有相当影响力。官府亦调整基层管理体系,推行联甲制、设立保甲局,但效果不佳,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火灾逐渐失控。清末废科举、行自治、准结社,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使福州社会基层形态悄然变化,传统的官绅共治模式终结。救火会由此兴起,一方面,其兴衰沉浮与国家力量紧密相连。民国初期,福州局势紊乱,政权更替频繁。为弥补地方权力真空,救火会迅速发展,至二十年代末臻于顶峰,后因政府控制加强,有所萎缩。建国之后,各地民间社团基本消亡,福州救火会却依旧活跃,直到“三大改造”完成后,才渐渐消失。八十年代再次复兴,至今仍有活动,延续时间长达百余年。另一方面,救火会多由社境组织嬗变而来。民国时期福州救火会共有37处,与传统社境组织的空间分布相似,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借助民间信仰,救火会跨越籍贯与职业的差异,成功整合社会各阶层,获得广泛认同。由于政府缺位,福州救火会功能不断扩展,有类于社区自治组织。从运行机制来看,救火会人员志愿参加,自筹经费、自我管理,会务独立。从业务上看,除消防外,涉及救灾、慈善、治安、调解等诸多事务,多次代表市民,发动集体运动,反对政府捐税,并与商会、保甲、善堂等地方力量互动频繁,在城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较之“国内仅见形态的基层自治组织”的苏州市民公社,福州救火会有相似之处。除置于地方脉络考察外,本文还对建国前各地民间救火会的时空分布加以梳理,用图表表示,弥补以往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不足,并分析数据得出：救火组织肇始于明末清初,同光年间,江南、直隶救火会数量众多、至民国时,极为普遍。建国后则迅速消亡。较之京、沪等地,福州救火会起步较晚,但功能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全国较为罕见。这与火灾频频、畏火惧火民性、特殊地方权力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文认为,火灾攸关都市安全,救火会不仅是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重构,还体现官民力量消长,二者彼此扶持、又互有冲突,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救火会作为“新式团体”,并非突兀出现,而多由传统组织嬗变而来,是社会机体自我调适的表现。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以小见大,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以新的视角了解明清福州城市机制的运作,以加深对灾害与社会等问题的理解,为当今社会管理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