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独特的状态，一直与人类自我精神的塑造如影随形，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理性精神，却永远无法摆脱疯癫的影子。人类审视疯癫，因为它像是人类整个理智灵魂的“他者”，他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但是却永远摇曳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癫疯这种与众不同的地位，赋予了其与众不同的视界，表现出特别的含义，从而引起众多思想家以及文学家的关注。 本文从文明史视野中的疯癫状态入手，疏理疯癫作为理性的“他者”在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地位，以及作为一种原型在原始的神话中所承载的意味，同时通过其病理形态的描述显示疯癫身上隐喻的灵与肉的关系。疯癫在文明的土壤中孕育，却用“挑战世界的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景观。 首先，本文从历史的维度，探悉了伴随着疯癫在人类文明中的处境，文学中的“疯癫形象”发生的三次比较明显的变化。疯癫的形象由开始的代表理想、愉快乃至神秘的纯粹“快乐的傻瓜”，转化为带着假面表达着与世界隔阂的“假痴不癫”，最后在整个疯癫世界的漩涡中完全迷失的“不疯也疯”。 其次，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疯癫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经由作家的创作进入作品文本，表现出不同的类型。根据疯癫形象所映射的不同的人类心理状态，可将其分为四类：一、浪漫化的疯癫；二、绝世狂叫的疯癫；三、正义惩罚的疯癫；四、绝情欲望的疯癫。在具体的塑造这四种不同类型的疯癫上，作家们采用了许多共同使用的符号如：裸露身体(包括衣不蔽体，撕扯衣服)，披头散发，肮脏邋遢，攻击性强，疯言疯语等。通过这些表现符号的分析，逐步发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行为符号蕴涵着迥异的文化内涵。总的说来，中国的疯癫更象是京剧的脸谱，注重外部形象的模拟，具有高度的程式化，形象相对单一。西方则是在心灵和情感的不断追问中完成疯癫形象的塑造，表现方式以移情为主，蕴涵着西方由来已久的悲剧精神。 疯癫是文化权利运作中的异类，它用一种反叛的精神，力图澄清人类文明非理性的真相。它在痴笑中揭掉了人类圣者的装扮，并试图让人们像它一样在一种狂欢的状态中释放自我，寻找生命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