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描述性的思路，立足于史料，运用传播统计学的知识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申报》的传播活动，对各阶段的新闻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和文献分析，详细描述了各阶段《申报》新闻的数量、各类新闻分布趋势、体裁、表现形式、编排技巧等，分析《申报》对各阶段中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处理的，运用了怎样的报道策略，最后结合媒介社会学探析辛亥革命时期《申报》报道策略调整的原因。主要内容如下:清末，政治改革在统治阶级的半情愿中展开,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立宪救国”风靡一时,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近代报业迎来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置身于这样的媒介外部环境的《申报》,自始至终围绕着“有闻必录”、“义利兼顾”的办报理想，灵活调整报道策略。革命萌芽时期，《申报》服从于自身立场，受制于政治压制，对政治变革、社会矛盾持相对保守态度，其报道策略也尽量迂回委婉，新闻报道有所偏向，评论数量有限、论说温和。革命发展时期，言禁有限度地开放，《申报》稳中求进，迎合时局、鼓吹立宪，新闻、评论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体裁丰富多样，这一时期《申报》灵活、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报道方式以再现客观环境的变化，但自身立场决定了媒体的偏向，营利性质又使其相对中庸。武昌起义爆发后，《申报》整合报道资源，调整报道重心，大量运用电报、摄影等技术来保障新闻的及时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刊登了大批优质的深度报道，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显而易见,《申报》的新闻报道策略是特定历史时期媒体的外在决策行为，其新闻传播活动受到了政治、市场、媒介组织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申报》的立言传统和清政府的言论控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商业报纸必然要迎合读者需求以扩大市场份额；反过来，读者群的崛起也是报纸改革、发展的诱因。此外，报馆的经营方针、主笔的学识、报业组织的活动也影响了《申报》的传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