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区经济均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在我国各省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两个极不和谐的现象:一是各省区均取得快速增长,却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二是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分割现象。前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后者则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这些现象的存在有背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初衷,也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强调统筹、协调和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协调发展不相一致。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推进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消除分割,来促进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实现各省区经济协调发展呢？　　本论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来展开的研究,目前,理论界关于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差距的影响并无定论,既有成功的典范(如欧盟,EU),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东非共同市场,EACM)。那么我国各省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和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理论和实证上把这个问题界定清楚了,对于推进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缩小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以Lucas模型和Romer模型为基础,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在封闭和完全一体化的环境中,各经济体产出、资本和消费的增长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各经济体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各经济体的产出、消费、资本的人均值和总量值的增长率均较封闭经济条件下要高。同时,经济一体化通过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使每个经济体获得更大的产品销售市场,也获得了更多的投入品、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等,从而提高了每个经济体的总体生产效率,最终提高了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　　其次,本文采用边界效应方法分析了1986年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并不象Young(2000)、Poncet(2002)、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等描述的那样日趋降低。尤其是在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通知》等一批规范市场行为的行政法令以后,我国省区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显著的加强。　　然后,本文借鉴Henrekson(1997)模型的设定方式,以“泛珠三角”大陆诸省区为例,考察了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该促进作用是具有水平效应,还是增长效应呢？本文采用Harald Badinger的分析框架,仍以“泛珠三角”大陆诸省区为例,就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在考察了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后,发现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形的特征,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具有一个门槛水平,当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达到门槛水平之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超过了门槛水平,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为了进一步证实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作用,本文又考察了欧盟(EU)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两个国际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其成员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欧盟(EU)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显著促进了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也显著缩小了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诱导市场分割的双重特征,提出了推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建议措施:1.消除产生市场分割的制度性根源;2.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3.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4.加强区域协调与协作、合理进行区域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