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界开始对历史街区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旅游学方面的学者对历史街区这一研究对象都开展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主要从如何保护建筑遗产的角度加以考量。旅游学将研究视角放在利用历史街区开展旅游这一问题上。在梳理文献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历史街区所富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不仅仅体现在建筑造型方面，其中有一类历史街区还包含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内容，天津古文化街就是其中一例。此外，历史街区也不仅只有开展民俗旅游，取得经济收益这一种作用，同时它也为传承地方民俗文化提供了行为空间，承载着当地民众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历史街区形成的文化空间，街区内的民俗文化活动与民众的民俗文化感受整合形成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防止历史古迹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遭到进一步破坏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制定了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战略。天津市政府在准备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决定改造天后宫两侧的街道以及文庙、吕祖堂和广东会馆等历史建筑。被改造的建筑恢复了各自原有的元、明、清代的风格。天后宫两侧的街道被命名为古文化街。天津市于次年(1986)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2002年至2006年，以改造海河工程为契机，古文化街扩建成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在扩建过程中，原住居民被悉数迁出，部分建筑被推倒重建。建设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的目标包括把这一街区建成天津的品牌或名片；推动旅游经济；弘扬海河文化；使这一街区成为本地认同感、自豪感和民俗文化延续的象征；使天后宫成为全球华人妈祖文化传承的北方中心；并为天津民俗文化的活动提供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　　作为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核心的天后宫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它也同时成为展示天津地方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橱窗。天津民俗博物馆就设立于此。除了以实物和蜡像等方式陈列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易和礼仪等情景外，还有泥人、风筝、剪纸和空竹等民间手工艺人长年在天后宫当场制作并售卖民俗工艺品。天后宫周围的街区也成为经营传统商品的老字号云集之地。相声茶馆和春节前后的年货市场使得占文化街的民俗色彩更显浓郁。各种民间节日，尤其是皇会活动，充分体现了古文化街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　　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及其所承载的民俗文化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近三十年来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复兴的普遍现象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如何理解这一事例乜就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变迁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一事例的剖析也将有助于加深理解我国当前在文化复兴和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以文化空间的概念和文化再生产的概念为主搭建自己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天津古文化街及其民俗文化的描述和分析来加入上述热点论题的学术对话。按照戈特迪纳和哈齐森提出的新城市社会学说，包括文化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都不是静止和无意义的。空间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是被生产出来的、富有社会和文化内涵的空间。在布迪厄看来，文化的延续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而不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时间的延长和一成不变的简单复制。这个动态的演进就是文化按照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被再生产的过程。文化再生产的目的是维持文化自身系统的平衡并使某种体制持久存在，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反抗和背离。被再生产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而是各种力量在特定的时空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正是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使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形态偏离原有的体系。在文化再生产和文化空间的基本框架之下，本文还使用惯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关系的物质或符号的交换等概念来分析作为本文的研究主题。　　本文指出，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的建设以及与之共生的民俗文化复兴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文化再生产的产物，是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诉求和文化力量之间折冲调和的结果。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它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它并不完全体现参与角力的任何一种力量的预期目标。这一论点可以使我们认清，作为文化空间被再生产出来的古文化街和得以复兴的各种民俗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原型的复制。这一论点也突破了关于遗产保护过程中涉及的“本真性”与“变化性”或“原生态”与“活态性”之间的两极争端。以上述论点为依据，通过分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本文指出，在遗产保护中对本真性或活态性这两种互不兼容的诉求都不可能全面地实现。天津古文化街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不可分拆。它们都是天津乃至中国文化认同的载体。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持续的文化认同不必要也不可能建立在一成不变的文化遗产之上。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为主，结合使用史料分析、比较研究、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