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人口红利和改革的制度红利，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同时赢得制造业大国的美誉。但近年来，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人口红利渐失，经济增长压力逐渐增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不断加剧，中国经济逐渐面临新的挑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带来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对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影响尤其严重，原来支持浙江快速发展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长不得不放缓步伐。而根据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由于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配置会产生不同效率，当要素从低效产业转移到高效产业就能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因此，在新常态下，研究浙江产业结构变化及特点，从中挖掘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对促进浙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浙江省1985至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浙江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解目前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可能存在的不足，再阐明自己的一些新想法和新观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大多学者只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单向性研究，有些学者也考虑到两者的相互关系，但也仅停留在因果关系的检验上;研究方法上，多采用传统的计量分析研究单向静态的关系，而且多数文献在选取研究变量上往往都存在共线性问题，所以难以得出合理而完善的结论。实际上，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预测方差分析，则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能动态地刻画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本文实证分析主要采用此方法。　　在理清文献脉络的基础之上，本文先从定性角度对浙江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进行分析，发现浙江产业结构演进滞后于经济发展。然后引进向量数量积中的夹角变化来表示三次产业变动，并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一起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最后，在定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先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构变迁效应进行分析，通过偏离份额法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成结构变迁效应和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浙江产业结构演进滞后的原因主要受制于外贸出口的红利，从而造就了第二产业一家独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不合理局面。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常态下，倒逼浙江企业转型升级，此后，浙江产业技术进步又逐渐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方向演进。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