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在中国古代史上极具代表性，它是继秦朝以后的第二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与基本同期的古罗马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文明帝国。汉政府推崇儒家文化，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和宣扬，儒家文化成为当时中原王朝以至东亚其他地区的社会文化主流，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基础，并持续影响至今。汉朝建立不久便陆续收复了秦朝时的领土，并且开疆拓土，使版图空前扩大，为中原文化的远播提供了广阔空间。汉政府将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一边开辟丝路，设置四郡，凿空西域；一边徙民屯田，修建军事防御措施，使河西地区获得初步发展的保障，为接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做好了准备。随着中央政令在河西地区的实施推广及河西地方官员的励精图治，河西地区经济逐步发展，当地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儒学顺利传入。汉代中原地区动乱之际，河西地区偏安一隅，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大量中原儒士前往，使儒学在该地区获得广泛传播和长足发展。儒家思想逐步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自汉武帝时期河西地区的地方官出现儒生化倾向，汉昭帝、汉元帝等汉代统治者多推崇儒学，大规模任用儒生参政，儒士出身的官员比例大大增加。他们秉承儒家理念，在任职期间为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移风化俗、融合民族关系做出巨大贡献。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发生变化。儒学传播至河西地区后，当地地方官一方面遵从中原王朝律令发展河西经济，另一方面因地制宜，从儒家义理出发采取“先富后教”，“富民”与“化民”统筹兼顾的政策，重视河西地区农业发展，推行重农政策，同时把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与设立学校、推行教化相互结合起来，积极推动了河西地区的财富积累和文化传布。儒学传播至河西地区后，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当地教育和社会习俗。河西地区教育在原来基础上兴盛，官学、私学交织发展，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师资多为儒师。儒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促进当地社会风俗转型。河西由未开化的蛮族之地转变为享有儒雅之风的文明礼仪之地。儒学促进了河西地区民族关系的融合，使“大一统”民族观深入人心。汉代儒学思想在河西地区的流布，不仅对当地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在移风易俗、促进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儒学使河西、中原两个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时期河西地区儒学的传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