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部革故鼎新的转型史。转型之艰首先表现在制度上,而制度转型的艰难源自思想转型之难。中国由尊已贬人的天朝意识向近代民族观转变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内诸夏,外四夷”的传统思维中步步后退的过程,也是个对西方文明认识与对自身重新定位的互动过程。中国人是如何重新认识西方与自己,步出夷夏传统的?就此问题,本文以王韬夷夏观为个案作些探讨。文章主要围绕王韬夷夏观的内容,形成的渊源,以及对王韬夷夏观本身作些分析与横向联系。具体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王韬夷夏观内容进行阐述。王韬夷夏观既有时代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保守与激进的一面都富有典型意义。王韬的夷夏观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仍将“礼”之有无作为判别夷夏的标准,遵循“尊道贬器”的思维,坚守道德文明的高地,保持着精神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将夷与夏的地位放在动态之中,以进化论眼光看待夷夏文明谱系。王韬的夷夏观中,既看到了夷夏颠倒的现实,又在情感上留恋于“华尊夷卑”的历史记忆。既有着清醒的现实自觉,又不自觉地陷入自欺的虚幻中。王韬一方面认为天下已是列强并存之势,无所谓夷夏之分。中外交融,在竞逐中争雄,在动态的多极联系中寻求生存空间,主张在竞争中寻找自信。不过,王韬夷夏观又和他“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思想联系在一起。既看到外来者先进的一面,又为学习别人长处寻找情感上的理由。既认识到对手的强大,又将自己置于道德文明的制高点。对中西文明的定位难以摆脱“华尊夷卑”的影子。王韬对中西文明的认识对比过程,就是步步摆脱传统夷夏观念的过程。　　第二部分,对王韬夷夏观变化与形成的渊源进行分析。王韬夷夏观的形成与他所受传统和西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韬既感受到来自西方文明的危机感,又将对手置于不值得尊重的地位。从王韬的经历来看,他的夷夏观受西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器物文明到制度风俗乃至政治文明,王韬在对异己文明的感知和冲击中,在不同层面将中西文明不断地进行对比和排序。西学对王韬夷夏观的影响还表现在西方传来的地理知识方面。影响王韬夷夏观除传统与西学因素外,个性方面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王韬实用主义思想对传统夷夏观的消解,使王韬对异已文明更乐于接受和通融。另外,王韬轻狂的个性也易使他趋向激进,突破传统,使王韬夷夏观念变得通达和更富于理性。　　第三部分,对王韬夷夏观的分析。王韬夷夏观是个兼具现代与传统因素的矛盾体。既难以摆脱一元文化观的影响,又将夷夏文明定位放在动态之中。在文章结尾处,试分析了王韬夷夏观的历史意义,通过对王韬夷夏观小范围的横向联系,说明王韬对西方文明的强行切入既表示了强烈的愤懑,又有着深刻的自省和理性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