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姚斯和伊瑟尔提出存在“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未定点”,需要“文本的潜在读者”结合自身的“期待视域”和“理解的历史性”来“具体化”文本中的“未定点”达到“视域融合”,使文本产生意义。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强调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中的读者关照,从读者审美角度和译者角度论证了翻译标准应该是多元、共时的:同时也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接受美学视角下,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彰显:一方面,由于作品的未确定性,作为读者的译者应主观能动的进行审美阅读和理解,努力使翻译所需的源语文本与作家创作的源语文本达到最大程度地视域融合。另一方面,译者作为译本创作的主体,需创造性地翻译源语文本,以使译语读者能享受到源语读者在阅读源语文本时的效果。本研究从接受美学中的“未定点”和“视域融合”两个方面,采用对比分析、描述以及定量研究方法,对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进行系统性探究。考琳·麦卡洛是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1977年创作出版了家世小说The Thorn Birds。该作品具体相当大的社会价值,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最佳畅销书之一。小说故事动人心弦、引人深思,具有不菲的文学价值。《荆棘鸟》在我国有五个译本,分别为晓明与陈明锦一个合译本(1983),曾胡四个译本(1990、1998、2008、2010)。本硕士论文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对《荆棘鸟》晓明-陈明锦1983年译本和曾胡2010年译本做对比分析,探究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所彰显的主体性。本文从探索不同译者对原文未定点的不同解读和阐释方式着手,结合他们阐释与理解的历史性,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出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小说原文、译文、译语读者以及译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原文中具体化的不定点体现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两个译本与原著视域融和之处体现在文化方面: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神话和休闲),表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同时,两个译本与原著的不同视域体现在语言方面和文化方面,后者包括人类社会(宗教、习俗和意象)和精神世界(审美心理和道德心理),表现了译者主体性的目的性和创造性。本研究还发现曾胡译本(2010)和晓明-陈明锦译本(1983)中译者主体性的三个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受动性:两者均受到目标语读者和源语文本的制约,如为了目标语读者能更好的接受其译本,采用了归化策略;为了忠实于源语文本所传达的信息,采用了异化策略。目的性:两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曾胡译本(2010)倾向于目地语文本表达,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主要采用归化策略;而晓明-陈明锦译本(1983)倾向于源语文本表达,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文化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创造性:两者的创造性体现在对不同翻译方法的使用,曾胡译本(2010)主要采用了九种,晓明-陈明锦译本(1983)主要采用了六种,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