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假释制度在促进罪犯积极改造、帮助罪犯顺利社会化、缓解监狱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扩大假释的适用,符合现代刑罚理念。但假释相比减刑在我国适用率较低,未充分发挥其价值功能,虽然近年来我国有关假释制度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都做了大幅修改,但受反腐、追责力度加大及传统刑罚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假释制度在适用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我国“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行刑格局并未改变。为改变假释适用率低的现状,使假释制度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笔者从现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一步提出完善假释制度的对策。本文试图立足假释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现状,分析对比假释和减刑在我国的适用情况以及域内、外假释的适用情况,进而提出问题。假释在我国适用率过低,应改变这一现状,发挥假释强大的制度功能。为完善假释制度,需要厘清假释适用中的缺陷,因此笔者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分析了假释存在的问题。在实体方面,假释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实质条件缺乏可操作性,适用对象限制较严且未作个别化考量;假释类型单一化,仅有裁量假释,没有法定假释;财产性判项与假释的联动机制在考察罪犯客观履行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且缴纳渠道不畅;社区矫正中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社区矫正机关无强制执行权,此外,未规定假释犯的禁止令。在程序方面,假释提请程序行政化,提请主体单一;审理程序形式化,庭审缺乏对抗性;检察机关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环节存在问题。在参酌域外假释制度的经验后,笔者对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实体方面,笔者建议适当扩大假释适用的对象,明确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提供可供操作的标准;新增法定假释,实行二元假释制度;明确如何认定罪犯的客观履行能力,畅通缴纳渠道;赋予社区矫正机关强制执行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中,增加规定假释犯的禁止令。在程序方面,建议罪犯和检察机关成为假释提请主体,改变提请程序的行政化倾向;建立对抗式的庭审模式,避免审理程序流于形式;建议实现检察机关的全程同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