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业务作为会计师事务所最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之一，其审计师的选择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已有文献一般只从降低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向市场传递信号(Beatty,1989)等角度解释IPO时的审计需求。然而实务界经验早已揭示IPO时承销商同样影响企业审计师选择(Beatty,1989)。但在海外发达资本市场，国际大所垄断IPO业务，因而其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会自然呈现机械相关，无法验证Beatty(1989)的观点。　　与此相反，我国IPO审计市场业务较为分散，国际四大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低于国内大所(Wang，Wong and Xia，2008; DeFond，Wong and Li，2000);而且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承销商与审计师间频繁的合作关系，易于相互绑定和长期利益输送。是故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IPO市场现状，无疑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契合的平台，能够去佐证IPO时承销商影响审计师选择这一猜想。　　本文以IPO时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关系作为切入点，检验审计师与承销商在以往IPO项目中的合作关系，是否会左右当期IPO企业的审计师聘请。进而剖析了审计师本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经济后果，并试图区分其影响路径基于效率观还是合谋观。研究结论显示:IPO企业倾向聘用与承销商有关联的审计师，而伴随此类社会关系网络选择，出现多种负面经济后果，分布于三个层面。　　企业层面:公司在IPO后一年销售业绩迅速变脸，上市后三年ROS显著降低。不仅如此，IPO审计师有无关系与企业上市前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此乃财务质量较差的公司更倾向于求助该类社会关系网络的体现，从侧面反映了审计师执业的独立性以及公正性都因会所自身社会关系受损。这两类结果都意味着合谋观占据主导。　　市场层面:新股发行时，有关系的公司并不受市场追捧、不存在疯狂打新的现象，具体表现在超额申购程度同比较弱、发行折价降低和市盈率下降;另外，针对上市后的市场反应，短期内市场并未准确定价，但长期内市场会削减有关系企业价值。这无疑都证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相对理性，即使短期内不能做出完全的反应，长期也能够识辨劣币与良币。　　中介层面:审计师利用与承销商的IPO合作关系在新企业上市发行时收取更多报酬，从而来弥补其承担的风险。　　文中亦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去夯实文章论点。利用IPO项目能否一次申报即可顺利通过审核作为切入点，证实了IPO发审委未曾看穿聘用关联审计师的企业存在财务包装等投机行为;中介层面中，承销商同样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受益，表现为收取超额佣金;其他检验例如改变样本量或者自变量定义区间，结果依旧稳健。　　全篇多维度的结果详细勾勒出企业、承销商和审计师三方利益链条:企业依赖承销商和审计师间的协作关系，成功在上市前利用盈余管理等手段对财务报表进行粉饰，满足证监会规定的上市需求。但上市后脱离了包装，实际数据自然会产生反转，最终暴露了真实业绩;在此过程中，审计师通过关系赚取超额费用;但这种合谋关系最终会被市场识破，并给企业价值准确定位。　　本文对学术研究以及实务操作具有以下几方面贡献:　　首先，早在Beatty(1989)文章中就已经指出承销商会改变IPO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但是这一结论缺乏理论以及数据验证，因而本文乃第一篇提供了相应理论推导以及实证结果支持;　　其次，关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海内外研究都集中考察被审计公司自身特色(Client-Specific)影响，忽视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关系网络作用。然而Lennox(2005)以及Lennox and Park(2007)研究结果表明事务所既具备动机又有能力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吸引新客户、谋取利益。但两篇文章里社会关系网络皆采用曾经的雇佣关系(Former Employment)，属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本选题关注第三方中介——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审计师选择研究;　　再次，文章结果剖析了承销商和审计师在IPO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丰富和加深对承销商以及审计师能力的认知。之前研究基于西方理论，探讨我国承销商声誉和作用，却并未取得统一结论。本文证明了承销商会通过审计师间接影响IPO公司的会计质量，从而指出了西方承销商声誉的度量方式在中国失效;针对审计师而言，在IPO时其与承销商的频繁合作会损害其执业独立性，同样补充了中国市场中不需要高质量审计的结论(DeFond，Wong and Li，2000;Wang，Wongand Xia，2008)。　　最后，该选题通过挖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企业、承销商和审计师三方博弈情况，有助于投资者发现企业价值。此外，监管机构也可依据本文结论制定新的管制政策，规范市场运营，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