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成为国内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陈染、林白、铁凝、王安忆等人被认为是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由她们确立了中国女性写作的基本范式。然而她们的女性写作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揭露型”和“抗拒型”两种类型,其所透露出的对于女性问题的观念,实际上都没有超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解范围,或者说是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直接呼应的。由此一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实践和研究只能跟在西方理论界的后面亦步亦趋,无法以自身的资源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而如果我们把考察的作家范围放宽到华人女作家的世界中去,就会发现严歌苓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她用中国的阴阳思维来理解女性主义理论中常涉及到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主义者所揭露的“事实”表象背后潜藏的另一面的真相,从而于无形中消解了男权主义的意识。阴阳互藏、阴阳互化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严歌苓的写作中,尤其表现在她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上。因此,与上述一般的女性写作不同,严歌苓以阴阳思维开创了女性写作的一种新的范式。本文考察了这一新的女性写作范式在四个维度上的内涵：一是表现男性气质优势背后潜藏的劣势和女性气质劣势背后深层的优势,二是表现在男性支配女性的表象背后女性如何隐曲地支配了男性,三是表现对于“女性依赖男性”这一“事实”的重新理解,即看到在物质上女性对男性并非被动的依赖而是主动“占领”,而在情感层面则更多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依赖；四是表现对于父亲角色和母亲角色的重新理解,即看到权威者转化为了弱势者和挚友,而作为原本作为生育工具的母亲转化为了家庭中的主导者。严歌苓将中国的阴阳思维运用于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范式,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形成对话,从而为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的研究贡献了中国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