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传播媒介经历了从主要是口语到文字的发展过程。“说”的基本义项,是作为口头表达的言论行为,但当具体的言说行为演变为相对固定的言说方式后,便发展成了一种特定的文类,即“说”。策士游说所涉及的媒介、技巧等,受时代背景影响深刻,其说辞往往通过形象和比喻在文中独树一帜；受文体要求和游说目的的影响,其说辞具有了纵横恣肆、敷张扬厉、通俗明白、韵散结合的语言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口语传播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探讨。而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进行等,人们从西周井田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释放出更多的创造力,思想文化获得了大繁荣。在战国争霸的乱世中,各国君主都努力招揽人才为自己效力,礼待贤士,予以高官厚禄,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些因素便是游说繁盛的时代与社会原因。其次,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讨论了齐楚和三晋地区士人所具有的独特面貌。齐人善辩,而稷下学宫所具有的士人交流与培养功能,很可能强化了齐国土人“善辩”、“知言”的明显特点。三晋地区与少数民族交流频繁,其采取的和亲政策等,使他们的血缘观念越来越淡薄,容易从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上层贵族也能够任用各国人才。而该地区出身的职业化的游说家,即纵横家,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或多或少受到了三晋文化反传统的影响。再次,本文试从表达方式和对故事性因素的处理的角度,讨论先秦诸子学术的发展历程：春秋末到战国初期是诸子学术的发轫期,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诸子学术开始产生。当时,诸子之“说”,乃是以口头方式传播而得名,其内容直接导源出三种文学样式,即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诸子文献中搜集故事的特征,是在前代“征引”传统上发展而来的。战国中期以来,特别是在战国晚期,流俗故事和创作故事的引入,使得故事有了自己的文体意义。它通过虚构等形式特征,将故事从原有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以至改变了听者对之固有的理解；同时又以故事化、专题化等方式,将现实矛盾或思想义理更集中、更鲜明地呈现出来,从而得出令人信服或印象深刻的结论。战国士人之借助于世俗经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各类故事的发达。由于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传授经典、为经作传释之风盛行。《墨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秦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骚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开始进入统一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反映到文化思想上,表现为诸子学术开始走向合流,出现了以一家为主兼容它家的《荀子》、《韩非子》,特别是综合各家学术的《吕氏春秋》,开创了书籍编纂的新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