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各大沦陷区展开接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中共在抗战八年中力量不断壮大,北方农村被广泛建立起根据地,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面对中共的威胁,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日伪及美军协助接收,拉开了接收青岛的序幕。接收青岛后,李先良就任青岛市长,遂成立接收委员会作为统一机构。但接收却成为各派系争夺地盘与物资的战场,许多城市经过三四轮接收,情况混乱至极。在青岛,以葛覃为首的市党部与以李先良为首的市政府交恶,两派不断安插接收人员控制市政,抢夺物资。敌伪产业处理局成立后并没有扭转之前混乱局面,各大企业工厂尽数划归行政院控制之下,加剧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接收后的青岛难民涌入、失业严重,物价上涨,民众的生活堪忧。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市民对清查团寄予厚望,但因接收涉及权势人物,清查只打了几只苍蝇,并没有涉及“老虎”。清查工作宣告失败,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人心的机会。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利用日伪及汉奸协助接收,军统在战时策反了一些伪军及汉奸头目,这使得战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惩处汉奸。随着国民政府统治日趋步入正轨,汉奸失去利用价值。戴笠之死也使许多大汉奸失去庇护,加之中共的舆论攻讦及群众压力,国民政府遂颁行法律展开肃奸。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在沦陷区展开对日伪教师及学生的甄审运动,将肃奸范围扩大化,引起青岛市师生强烈不满。中共借此机会渗入到学生组织中去,反甄审运动逐渐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给当局带来极大压力并最终做出让步。之前因接收与李先良闹翻的市党部葛覃,利用民众的肃奸热潮展开肃奸。本文以曾经轰动青、济的丁敬臣汉奸案为例,深入剖析国民政府在汉奸案审判与执行中的具体操作。葛覃希冀利用此案扳倒李先良,二人再度展开博弈,司法漏洞为审奸中的派系之争提供可能,青岛的党政冲突在肃奸中全面爆发。丁案在多方斡旋下从轻判处,丁敬臣最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逃脱缧绁。纵观国民政府的肃奸,虽被提起诉讼的案件颇多,但落实到审判乃至执行的案件数量却大幅递减。在司法软弱、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汉奸案件被执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汉奸在狱中也过着与普通犯人迥然相异的舒适生活,肃奸实为一场政治表演。肃奸中因打击面过大反而侵害了一般民众的正常生活,以致社会各界纷纷不满。国民政府虽在接收中“先发制人”,但却在肃奸中“受制于人”。接收初期的优势也被政治腐败、派系之争消耗殆尽,各方矛盾在肃奸中全面爆发。接收与肃奸持续三年,见证了国民政府由巅峰跌落谷底,也见证了中共由弱变强。早在军事大溃败以先,国民政府已有衰落的征兆。当腐败的国家机器无法负荷日益激进的变革要求时,衰败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