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然”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思想界流行的浪漫理想。从哲学上看，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德国唯心论，自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万物有灵论到机械自然观，最后建立起了带有浓厚主体性的自然观，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精神的主体性终于克服了自然的生疏感，把自然统摄于理念之中，成为理念自身的外化，也是理念运动必然扬弃的中间阶段。对自然的观照也逐渐更强调主体的因素，敏感、生气与共鸣成为自然美发生的必要条件。自然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心灵的外化，或者说是人类心灵的象征体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然观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新兴的市民阶级以“自然”为武器反抗宫廷专制对人的自然情感的压制，争取自身作为人的权利。因此，他们的自然观是一种市民阶级的自然观。中产阶级认为王权专制的致命之处就在于非自然，对自然的忽视，对人和物的自然性的不尊重。宫廷生活表面化的礼貌和繁文缛节与中产阶级内在的美德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在文学上则表现为两者对莎士比亚的不同态度以及宫廷贵族所推崇的新古典主义戏剧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倡导的市民剧之间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二世与莱辛和席勒的不同的戏剧观念反映了两个阶级对于人的不同理解。　　同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科技和理性的进步造成了自然人性的沦丧。从卢梭、康德到席勒，都对近代文明带来的人性的分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试图为文明的病症找出一个药方，寻找一种完美的人性。卢梭认为自然的人是野蛮人，社会在发展着理性的同时，违背了自然，造成了自身的痛苦和不幸。文明人的痛苦来自文明本身，理性是自然最大的敌人;而康德认为完美的人是通过文化的过程，克服了文明的病症向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复归,是“文化——道德”的人;席勒则始终徘徊在两种理想的人性之间，在感性与理性、文明与自然面前难以做出取舍。　　这一切正是十八世纪下半叶提出“回到自然”口号的原因，也是浪漫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一种新的自然观的形成是人类重新肯定自身价值的产物，折射出了世界观，价值观的巨大变化，而“浪漫”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特殊精神，产生于社会历史变迁与思想观念的激烈转型的基础之上，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成为一个文化历史现象，一个包含知识学——思想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