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型必然会给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交通、住房、贫困、社会公平和公共健康等与居民个人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城市问题不断叠加和恶化。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单纯以生活水平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以缓解城市中心压力为目的空间蔓延式规划，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和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而以人为本，从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空间背景出发，引导经济政策和空间规划向考虑个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则为解决城市发展矛盾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本论文首先立足于理论创新，赋予个人生活质量行为决策机制的内涵，提出以个人生活质量为行为决策结果是对非汇总活动-移动行为进行汇总的重要媒介，也是发挥活动分析法在解决当前城市问题上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提出整合城市空间、活动-移动行为、个人生活质量的概念框架，以及三个分析视角--行为空间规划、个人行为规划和对弱势群体，以解答本文的核心问题：怎样通过空间与行为的规划政策，调控居民活动-移动行为，满足个人生活质量的追求？　　 基于2007年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利用离散选择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建模技术，本论文从时间利用、非工作活动、时空可达性等三方面活动-移动行为特征研究城市空间与社会参与、健康出行和社会公平等个人生活质量元素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1）在考虑了行为决策机制之后，居住区位、轨道交通区位和活动设施可达性等城市空间要素与社会参与和健康出行等活动-移动的时间利用之间存在一些显著联系；2)居住空间与居民购物活动的决策过程具有显著的联系，如居住地商业密度对购物出行频率和出行模式决策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需求弹性均随着商业密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说明需要针对不同区位、不同居住空间、不同出行需求弹性情况来实施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以便优化购物出行需求；3)通过模拟发现，土地混合利用的政策可能会增加高峰期的交通拥挤程度，而商业设施分散布局可能更有利于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4）通过土地利用与交通政策的调整，活动设施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优势虽然并不能显著增加弱势人群的时空可达性，但是可以缓和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分异；5）区别于传统空间可达性的意义，时间的制约可能会导致非传统意义的弱势群体陷入社会排斥。